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有一個很著名的論斷：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
今天，這一論斷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2012年8月，國家九部委會同北京市政府出臺《關于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國家科技金融創新中心的意見》（下稱“《意見》”），中關村科技金融體系建設被提上更加重要的議程。
《意見》全篇共四十三條，分為十二部分。其中，直接關系到中關村科技金融創新中心建設的實際內容和核心工作的是第三到第十一部分提到的九個重點領域。
這九個領域包括：完善科技企業信用體系、知識產權投融資體系、創業投資、多層次資本市場、配套服務體系；創新金融服務和產品、風險管理機制、科技項目管理機制，引導社會投資積極參與；深化金融支撐作用，激發科技創新活力。
但由于具體實施方案尚未落地，中關村在科技金融方面的探索依然延續著此前的發展思路與趨勢。
事實上，經過多年發展，中關村在科技企業融資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據不完全統計，2010〜2011年，中關村園區有39家企業先后41次實現海外融資9.9億美元，范圍涉及電子商務、無線增值、網絡應用等多個產業領域。
但與此同時，金融資源分配不均衡的問題也非常突出，大量企業依舊難以得到資金支持。
“調查顯示，中關村科技企業技術項目資金主要來自企業自身，60%以上的企業是通過‘自有資金’和‘企業間拆借’進行項目研發的，只有24.5%的企業是通過金融市場來對項目開發進行融資的。”中國證券業協會李興偉指出。
在“滿足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業融資需求”方面，有著“中國硅谷”之稱的中關村，與硅谷還有很大差距。
政府職能需轉換
“哦，要搞創新示范區了。”聽到中關村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消息，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王緝慈只不過輕描淡寫地跟身邊人說了一句。從上世紀80年代，她就經常騎車到中關村各公司調研。
在王緝慈看來，設立示范區這種做法其實并不值得推崇。她將各類示范區的頭銜稱之為“區域符號資本”，“有了這些頭銜、這些區域符號資本，就可以找上邊要政策、就會集中很多資源。
事實上，中關村并不缺資源。
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關村吸引投資的能力顯然已不成問題，更關鍵的問題在于，政府如何有效調動這些資源，實現資源的合理分配。”中歐陸家嘴(600663,股吧)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指出。
仔細梳理中關村的發展脈絡，不難發現，在促進科技與金融結合進而推進科技創新轉化為產業發展的過程中，以中關村管委會為代表的政府機構一直發揮著主導作用。
無論率先在全國范圍內推出有限合伙制的創業投資企業，建立以代辦股份交易系統為基礎的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還是中小企業信用服務體系，無不遵循著“政府在先、市場在后”的發展路徑。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確保政府資源流動的正確性與公平性？
“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手中每年握有各類扶持資金十幾億元，這么大筆資金，這么多的公共資源由一個部門進行全面調控、分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嗎？”有業內人士質疑。
“政府扶持總會造成資源分布的不均衡。”據王緝慈介紹，在中關村推出的“千人計劃”、“海聚工程”中，經常有從硅谷回來的創業者，從政府拿了很多錢，最后沒做下去就走了。
獨立IT觀察人士方興東認為，“創新，就是要打破舊的，先破后立，所以一定要扶植新的公司、新的人才”。但他看到的情況卻是，政府配置的資源大多流向了大公司，而不是創意創新型企業。
“企業上市了，政府辦個大型慶祝會、獎勵很多錢；而新創企業，房租越來越貴、創業門檻越來越高，達到高新技術企業的門檻——那是享受各種優惠政策的前提——也越來越難。”方興東直言。
并且，政府的主導作用仍有不斷加強的趨勢。
2010年4月，中關村發展集團成立，注冊資本102.2億元，是北京市屬國有大型企業。作為運用市場手段貫徹政府意圖的特殊平臺，發展集團下設借貸、政策性擔保公司、投資管理公司、創業投資公司以及小額貸款公司等若干子公司，在統一董事會領導下協調運作，涵蓋了企業投融資所必需的各個環節。
據知情人士介紹，“出資設立這一集團的用意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負責引進重大項目和統籌產業布局；二是統籌融資；三是受北京市政府委托，進行重大產業化項目股權投資，支持重大產業化項目和成長性好的企業。”
據中關村發展集團有關負責人介紹，北京市政府每年統籌100億資金，專項用于支持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同時改革財政資金使用方式，在其中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以股權投資方式進行支持。
“中關村發展集團作為政府統籌資金的代持機構，努力實現資金的可聚焦、可評價、可放大和可循環，這種方式是中關村科技金融體系中的一個新要素。”前述中關村發展集團負責人指出。
但在實際操作發展過程中，由于投資理念、政府導向等種種因素，由政府代持機構出面統一調配金融資源卻起到了與設計初衷相悖的“反作用”。
統計顯示，2011年，中關村發展集團所投資的行業中，信息技術占大頭，比例高達49%，第二位是生物醫藥行業，比重達到24%。
對此，前述中關村發展集團負責人解釋說，這是由中關村的資源稟賦決定的，在信息技術與生物醫藥方面的優勢是中關村立園之本。
但業內人士認為，在中關村不斷多元化發展的今天，互聯網、動漫、文創等產業對于中關村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這些產業由于周期長、風險高，社會資本進入往往比較謹慎。這個時候，往往更需要國有資本發揮出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指出，但政府配置資源的優勢非但沒有顯現出來，反而使得優勢資源進一步聚集到了少數傳統行業企業之中。
一位不愿具名的創投界人士同樣指出，“不同于創投企業，政府對投資方向的嚴格把控，導致在當下環境中，中關村的創業者若想拿到政府的投資資金，需要經過專家和創業基金部門討論通過，層層篩選，步步把關。”
王德祿認為，這樣的機制扼殺了很多原創和特立獨行的想法。“政府不要企圖做引領者，而是要著力彌補市場的缺陷。”他指出。
在王緝慈看來，作為科技金融試點，國家顯然希望中關村在科技對接金融的機制上為各地作出示范，但據她到各地調研的經驗，“地方上可能比中關村做得更好——反倒是中關村有些‘玩不轉’，體制僵化得厲害。”
“俗話說‘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這么多資源聚集，效果未必一定能達到初衷——事實上，無論是美國的硅谷、英國的劍橋，都不是政府一廂情愿打造出來的。”王緝慈說。
“配套設施”不足
“發展科技金融，關鍵在于解決好風險與收益的匹配，以及科技型中小企業信用等級不高的問題。”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
在這方面，美國的“硅谷銀行”堪稱典范。
硅谷銀行的成功秘訣之一在于，針對科技型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初創期企業、成長期企業、全球化企業）及其特點，為企業量身定制了不同的金融服務。
事實上，中關村也構建了“中國版硅谷銀行”，即通過統一的科技金融服務平臺——中關村發展集團，配合信用體系建設、稅收政策的支持和風險補償等手段，探索出一條針對小微企業，從注冊、選址、孵化到融資、信用建設、乃至最終上市的扶持路徑。
“比如：在企業增信方面，達到一定等級的企業，可申請‘瞪羚計劃’的資金支持，同時被評為‘一星級企業’。以后，每完成一個年度的履約，將增加一個星級。企業的星級越高，貸款貼息越高，銀行貸款利率越低，園區各類資金支持越優先。”中關村管委會科技金融處處長何存介紹說。
然而，雖然復制了硅谷銀行的基本模式，效果卻相去甚遠，距離“覆蓋企業生命周期”的理想投融資模式，依然有較大差距。
對此，業內人士認為，中關村“配套設施”不足是很重要的原因。
據北京中關村信用促進會秘書長劉英表示，目前，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的缺失。因為在企業融資過程中，銀行對企業的信用狀況不能準確判斷，通常要求企業提供足額的信用風險緩釋措施。
通常說來，銀行對于風險緩釋措施的選擇主要有變現能力強和足額兩方面要求，所以如房產等固定資產就成為銀行的首選。
而科技型中小企業通常存在著固定資產少、技術成果市場前景不確定、重技術輕市場輕管理等問題，銀行很難把握其風險特征，更難以量化風險。
“此時，信用中介所能發揮的作用如同銀行與企業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劉英指出，對銀行來說，信用中介對企業進行獨立的信用調查，揭示企業風險，為銀行信貸決策提供參考；對企業來說，通過信用中介的信用評價，認識到自身的風險并有針對性地改進，使企業得以獲得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
為此，中關村自2010年起探索構建企業信用體系，但收效甚微。“由于購買信用報告、購買征信產品是一種商業行為，沒有法律上的強制性，且銀行對外部提供的信用報告認可度有限，只有為數不多的一些機構購買了征信報告。”劉英坦言。
事實上，即便信用中介的作用得到發揮，與硅谷相比，中關村的“配套設施”依然差距巨大。
曾先后在硅谷、中關村兩地均創業成功的浪淘金科技有限公司CEO周杰，對中關村與硅谷的差距感受頗深。他指出，這種差別的根源就是大量為創新企業服務的中介機構。
在硅谷，聚集著一批旨在幫助中小企業發展、有政府資助的中介機構，如：硅谷國際貿易發展中心、硅谷中小企業孵化中心、硅谷企業家中心等頗有影響力的機構組織。
據周杰介紹，這些中介機構種類龐雜、數量繁多，涵蓋了從財務到融資，從法律事務到人力資源的眾多領域。
中介機構人員通常由硅谷成功的有經驗的退休CEO組成。他們都曾擁有自己的成功的企業，退休后在中介機構任職，幫助小企業解決他們在經營、管理、開拓市場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中介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包括：建立有價值的金融中介信息服務網絡平臺，以及為企業、銀行、中介機構提供信息，使各機構能迅速溝通信息，資源共享。
“可以說，在硅谷，創業者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做好產品，但在國內，創業者還要處理包括法律和財務在內的很多其他問題。”周杰表示。
這一說法得到了其他海歸人士的認可。
“硅谷的中介機構像硅谷的創業公司一樣具有冒險精神。他們在提供服務時會讓創業公司選擇付費方式：如果資金緊張，他們絲毫不介意將其兌換成股票期權。這使很多創業公司節省了寶貴的資金，獲得了更好的發展環境，創業失敗就不用還了，想著都輕松。”熊曉鴿介紹說。
業內人士指出，相對于硅谷的服務體系，中關村內的社會中介服務體系還遠沒有發育到位。
天使投資缺位
今天的中關村，已成為國內受益于風投最多的區域。據何存介紹，近5年來，中關村發生的風險投資案例和金額約占全國的三分之一，獲得的創業投資總額占全國創投的47%。
但風投在支持科技企業創新方面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
“我接觸到的中國PE，他們對早期的企業都沒有興趣，他們更愿意做‘臨門一腳’的項目，因為尋租空間大，市盈率很高。”劉勝軍直言。
在中關村的創投市場，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內地的風險投資基金仍較多集中在創業企業發展的中后期，以及上市前的準備階段。
由此，產生了技術與資本對接的“投資空白”。“出現資金找不到好項目，而好項目又找不到資金的情況，大量的創新型中小企業在‘死亡谷’掙扎，由于缺乏創業投資的支持而過早地退出歷史舞臺。”何存指出。
在硅谷，這一早期投資的空白往往由個人出資的天使投資人進行填補。啟明創投創始主管合伙人鄺子平表示，天使投資人是初創企業的最佳融資對象。
“沒有遍地的草根創業者和滿天的天使投資人，就沒有硅谷；沒有遍地的草根創業者和滿天的天使投資人，也不可能復制硅谷。”鄺子平指出。
天使投資最早起源于19世紀的美國，指的是企業的第一批投資人，這些投資人在公司產品和業務成型之前就把資金投入進來，然后等待公司做大。
據劉勝軍介紹，在海外，天使投資的資金規模往往是風險投資的2倍，投資的項目數至少是風險投資的20倍。而目前，內地的天使投資資金規模僅占風險投資資金規模的20%左右。
國內知名天使投資人、起點創業營創始合伙人查立表示，在硅谷，有著大量的天使投資人、風險投資家愿意冒險出資扶持早中期的科技型創新企業，而創業成功之后的創業者，也愿意加入到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的領域。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鼓勵創業創新的良性循環體系。
“但與硅谷相比，中關村的創新循環是斷裂的。”王德祿指出。
首先，天使投資人數量遠遠不足。
“事實上，創業成功者最適宜成為天使投資人。”熊曉鴿指出，因為他們投資的不僅僅是錢，更重要的是帶來資源，解決困難，打開市場，輔導技術。
但遺憾的是，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缺乏成為天使投資人必需的資金儲備。
“很多第一代創業者沒有公司產權，因此，沒有足夠資金進行天使投資，無法轉化為天使投資人。”王德祿指出。
1993年，由中國科學院創辦并100%控股的聯想率先實行股權激勵改革，這一改革計劃一度驚動了高層，并在高層直接推動下，最終決定拿出35%的分紅權，將每年的利潤獎給創業的員工和管理層。
而同一時期、背景相似的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創始人，諸如清華紫光的張本正、科海集團的陳慶振……他們從無到有地創立了公司，卻難以獲得與其付出相符的股權激勵。
創業者為什么拿不到股權？王德祿指出，導致這一邏輯悖論出現的原因在于：股權激勵是創業者鼓勵研發人員投入的一種激勵方式，在中關村，變成了政府對創業者的激勵，是典型的政府對創業者的恩惠，與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的“創業者有其股”，甚至“創業者控其股”還有很大差距。
同時，國內的投資環境使得天使投資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從國內投資環境看，創業者誠信缺失的風險、天使投資退出渠道的缺乏和天使投資相關法規的缺位，大大阻礙了天使投資活動的拓展。”他指出。
富瑞金融集團亞洲區總裁汪韌認為，不同于歐美成熟市場，我國在對企業穩定經營、知識產權以及個人財富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沒能給予創新企業和投資人充分的保護。
凡此種種，使得國內的“天使投資人”顯得畏手畏腳，失去了本真。
“國內天使投資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天使’，而更像投資。”王德祿指出。比如：李開復的創新工場，由于占據太多初創企業股份，被外界稱之為“貪心的天使”。
對此，李開復曾回應稱，其投資項目“平均占股17.6%”。但據王德祿介紹，在硅谷，天使投資是創業的配角，絕非主角，一般占股僅為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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