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wall Institute,a private think-tank from Zhongguancun
長城所盡可能地堅持了獨立研究和自由思考，既關注個體的民營企業，也對整個國家的和部分區域的經濟建設進行介入，從而在更大范圍內影響了國民經濟發展的進程。
The Greatwall Institute adhere to the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free thinking as much as possible , not only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private enterprises, but also intervening in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some area, and impact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說，“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目前，獨立研究機構和智庫的重要性日益顯現。
作為一家咨詢機構和民間智庫，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后簡稱長城所）對于中關村(6.08, 0.03, 0.50%)和全國高新區的管理者來說．應該并不陌生。它經常發表一些關于中關村和全國高新區的研究成果，引起大家的關注。
在今年5月舉辦的北京科博會中關村創新論壇上，長城所發布了原創的。新經濟咨詢方法論”——這在國內咨詢公司并不多見，記者開始關注長城所本身。
有些問題開始萌生：在中國復雜的經濟、社會環境下，一家民營研究和咨詢機構是如何生存和發展的？如何從最初的幾個人發展到現在的300多人？咨詢業在國外有成熟的模式，而在中國的國情下，長城所是以什么樣的一種形態存在fYJ?它給中國咨詢業帶來了什么？瓶頸和未來在哪里？等等。帶著這竺問題，本刊記者進入了長城研究所，進行了幾天的體驗式采訪。
國際化在萌動
8月16日上午10點，長城所第一會議室，一場關于蒙古國科技園區策劃的“頭腦風暴會”正在召開——注意，咨詢的對象是中國之外的國家的科技園。
在會議上，長城所區域咨詢部的王明陽做了項目匯報。匯報完結之后，大家七嘴八舌地進行了討論。副總經理陳文豐指出了這份報告應該提及蒙古科技園對蒙古國戰略的意義，并應更深刻分析蒙古國建設科技園區的優劣勢所在；長城所所長王德祿表達了對園區管理架構設置的看法；而區域咨詢部經理王志輝心直口快，直接指出該報告“站位不夠高，亮點不夠突出。”看來，頭腦風暴會不愧為“風暴”，大家都能發表個人的意見，不管所長還是普通員工都享有平等的發言權。而同事之間的相互批評不用什么客氣。
9月3日上午，長城所的大會議室里又舉辦著一場由膚色各異的人組成的報告會。在會場中間的大桌子上，擺放著五顏六色的國旗。一個身披紗麗的女子，用帶著明顯口音的英語做著演講——由科技部國際合作司主辦、長城戰略咨詢承辦的“2013東盟科技園（開發區）培訓班”正在這里舉辦。參加培訓的30余名學員來自越南、菲律賓、伊朗、巴基斯坦、蒙古、哈薩克斯坦、埃及、斯里蘭卡等國。那個身披紗麗的女子來自斯里蘭卡。
培訓班課程形式多樣，涉及科技及科技園政策講座、中國科技園及高新區專題案例分析、參觀中關村科技園區及研討會等形式。
一個由中國科技部主辦，眾多國家參與的培訓活動，放在一個民營咨詢機構舉辦，不能不說不同尋常。
2013年是長城所成立的二十周年。不管是蒙古國項目，還是東盟國家的培訓班，種種因素讓人感覺到國際化的因素在長城所萌動。
王德祿其人
王德祿頂著一個大腦袋，身材略胖，卻喜歡穿格子衣服，給人輕松隨意的感覺——由于經歷過一次腦出血和一次車禍，他的身體狀況不算很好，現在說話偶爾有點斷續，有時會下意識擦下嘴角——這應該是以前疾病留給他的印記。他辦公室的門經常是敞開的，各色人等看起來可以隨意進出。記者曾看到一個穿著拖鞋的哲學愛好者在里面晃悠。
雖是商業化咨詢業的從業者和企業領導人，王德祿說起話來還是讓人感受到知識分子的味道。對一些社會熱點事件，他有自己的獨立看法；對美國經濟學家科斯的去世，他表達了哀傷。他的書柜里，放著兩排愛因斯坦和玻爾的文集。他說自己從他們那里吸收了大量的精神養分。直到現在，每當精神不振的時候，會拿出他們的書翻一翻，他會感受到鼓舞。
而在國內的學者中，他受戈革和許良英的影響較多。
在火熱的20世紀80年代，王德祿曾在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的《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編輯部工作，負責科學社會學和科技政策欄目。他閱讀廣泛、思維活躍，進行了一些科學史課題研究，并發起組織了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學術討論會，也結識了一些有思想和有社會抱負的人。在他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無形學院”，劉志光、武文生都是其中的成員，這兩個人后來也成為他創業時的伙伴。
王德祿自稱“下海”是為了“迎接新技術革命的到來”。在他下海之前的一段時間內，他又做過《中國民辦科技實業》雜志編輯部主任的職位，和當時的一些科技企業家們建立了聯系，他們之中有劉永好、柳傳志、段永基等。
“80年代的理論思考讓我弄懂了一個基本事實，就是獨立思考需要有獨立的經濟做保障。所以，我要追求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王德祿說這是他“下海”的直接動力。
下海之前的學術研究、閱讀和思考看似“無用”，事實上可能影響了王德祿。下海之后，他嘗試在實際咨詢中運用自己積累的知識和方法，取得了成效。20年來，在企業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知識管理、產業哲學、產業集群、區域個性和區域崛起等等一系列新經濟前沿領域，王德祿和長城所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曾任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后來成為長城所特聘顧問的趙慕蘭發現王德祿有一個非常強的能力，就是戰略直覺。看到一個事情，先看到它的核心價值，以及在整個大格局中，它處于什么位置。這可能和天賦、學術訓練以及哲學修養有關。
和民企同行
“勁酒好喝，可不能貪杯”。勁酒已經是一個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品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勁酒是長城所的長期咨詢服務對象。
“長城所和勁牌公司的關系是一句話：沒有長城所，就沒有勁牌公司的今天。”勁牌公司董事長吳少勛這樣說。他也提到：“長城所對我們來說是亦師亦友。”
1995年，勁牌公司聘接受了長城所的戰略咨詢，確定了做“中國保健酒第一品牌”的目標。另外，勁牌公司兩次改制，長城所都參與了設計和推進。
今年，勁牌公司的銷售額預估為70億元人民幣，而1995年公司的銷售額是3000多萬。
民營企業可以說是中國改革最有生命力的推動力量。回溯長城所最初的起步，其業務來源始于和民營企業的合作。他們的第一個客戶是四川的希望集團。后來，聯想、紫光、四通、勁牌、均豪物業、寧波神化等陸續成了他們的客戶。
1993年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成立之初，王德祿等和希望集團的創始人之一的劉永好就集團的發展進行過深入溝通，并被聘請為企業的長期戰略咨詢顧問。此后，長城所協助希望集團制訂了飼料業務全國擴張的戰略計劃，設計了分公司管理模式；還協助希望集團創業者改善家族式管理體制，并進行集團的拆分等等。
均豪物業老板于慶新由賣電腦轉型為做物業管理，也有長城所的功勞。他和王德祿的相識是在1991年，兩個人不約而同去旁聽了當時著名的金燕靜走私案的審判，坐在相鄰位置，一談如故。王德祿說，就像美國的淘金時代，很多人在淘金，卻有人想到為淘金者服務，中關村那么多人賣電腦，你也可以做個為賣電腦的人服務的人。于慶新接受了他的建議，后來做成了中國北方地區最大的第三方物業管理公司。
在長城所服務的企業客戶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有好幾個企業長城所一直服務了10—20年，持續到現在。這種
英國諾丁漢大學商學院學者訪問長城所 Academics of the business school of Nottingham university visit GEI
情況可能在一般的咨詢公司中不常見。長城所總經理武文生告訴記者：“和其他一些公司不同，我們是把企業當作一個生命體來看的，希望通過和它持續的合作，實現它的創新、增值、成長。“
1999年，長城所正式成立企業咨詢部，咨詢內容從一般的咨詢逐步拓展為戰略咨詢、人力資源咨詢、組織管控咨詢等若干專業模塊。到了2008年，為了適應新經濟的需要，長城所把瞪羚企業咨詢當作重要探索方向，并對寧波菲仕、大慶大豐能源等企業展開咨詢。2012年，長城所進一步明確提出將瞪羚企業咨詢作為重點發展方向，并組建了專門的團隊。
瞪羚咨詢其實是一系列的咨詢，長城所先是幫助高新區發現和確認區域內的瞪羚企業，然后，和高新區合作對瞪羚企業進行“集群式咨詢”。 2012年，長城所協助寧波選擇和認定了125家瞪羚企業；在大慶高新區，長城所參與了100家企業商業模式策劃咨詢的項目，負責了其中50家企業的具體實施；在武漢東湖高新(5.91, -0.04, -0.67%)區，長城所參與了10家瞪羚企業的戰略與管理咨詢項目。
從中關村到全國高新區
長城所對企業的咨詢項目中包括的重要一項內容是商業模式咨詢。而長城所自身商業模式是怎么樣的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為企業做咨詢賺取服務費外，更重要的是，長城所搭上了科技創新的熱潮，和中關村以及全國高新區建立了穩固的合作關系，并與科技部、北京市科委等政府機構建立了合作。這些合作持續經年，從某種程度上，長城所簡直成了一些政府部門的外腦。
長城所的第一個政府咨詢項目就來自中關村。當時趙慕蘭擔任著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研究室主任。因為“北京試驗區及其高技術企業二次創業戰略研究”課題，她接觸了長城所。當趙慕蘭把課題的背景向王德祿做介紹的時候，王德祿和他的同事們看上去有點懵懂。趙慕蘭覺得，這個合作可能會黃。兩周后，王德祿他們拿來了開題報告。趙慕蘭大吃一驚，報告不僅理解了中關村發展的獨特性，而且完全消化了她提出的的所有訴求。她當即同意和長城所進行合作。
憑借自己的認真、高效率和快速反應能力，長城所打開了和政府機構合作的大門，和科技部、中關村以及北京市的合作逐漸多了起來。“（北京試驗區）一區多園發展模式調研”、“增強中關村地區區域創新能力調研”、“中關村西區開發戰略規劃”、“中關村創業環境評估和創業政策研究”、“數字中關村規劃”、“‘京滬深’三地創新經濟活力比較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課題紛至沓來。
彼時，中關村正以日新月異的姿態崛起。從1980年陳春先組建北京先進技術服務部，到形成“電子一條街”，再到中關村成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中關村成為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長城所較早介入北京市試驗區的一些調查研究，對中關村的建設和發展都產生了影響。
“搞定”了北京和中關村，長城所的客戶慢慢擴展到全國高新區，并一直保持著行業領先優勢。
現在，長城所服務著28個省市自治區的67個國家和省級高新區，除中關村外，與武漢東湖、上海張江、天津濱海、廣州、淄博、寧波等高新區建立了持續的戰略合作關系。長城所參與研究和編制的“武漢黃金十條”，已成為武漢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的標志性文件之一。
為什么在和高新區的合作中，長城所能脫穎而出？武文生告訴記者，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點，長城所具有產業研究方面的核心優勢，特別重視新興產業培育和傳統產業升級的相關研究，對“中國制造”、大宗商品、物聯網、下一代互聯網等領域都有過較深入探索。在產業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區域研究，會比較有說服力。
記者獲悉，截至目前，長城戰略咨詢已出版《企業研究報告》近300期，重大研究課題的專題報告近百期，以及其它一些研究成果。
新經濟時代的“方法論”
“以前的理論體系都是建立在工業經濟基礎上的，有的已不適合新經濟時代了。對一些過時的觀念，長城所這幾年都在破除。”王德祿說。
遍觀全球各大智庫和咨詢公司，都有自己的專長和自己的核心方法。而我國智庫和咨詢公司在這方面顯得有些不足。2013年，長城所總結了自己長期以來形成的18種咨詢方法，并向社會公布了其中的三個核心方法，即“80-20-4創意法則”、長板理論和外腦式頭腦風暴法。
80-20-4法是對帕累托法則（俗稱“二八定律”）的進一步深化，主要思路就是把關鍵中的20%進一步細化分解，更關注其中的4%，視之為新的創意萌發的關鍵。
長板理論則是對彼得·德魯克提出的木桶理論（“短板理論”）的一個反向思考。他們認為經濟全球化和產業戰略分解的快速變化時期，企業重要的不在于補短板，而是發現自己的優勢，充分利用和發揮自己的核心能力，即發揮出自己的長板。和“木桶”相比較，長板更像一把傘，它的高度決定了里面的容量和價值。
王德祿指出：木桶理論或者短板理論更適合于工業經濟時代，市場的邊界相對比較確定、競爭對手相對比較清晰。而現在經濟已經全球化，出現了網絡化組織，企業競爭就適合長板理論，因為短板的問題往往可以通過協作和外包解決。
第三個方法，即“外腦式的頭腦風暴法”被長城所經常采用。在大慶高新區的大豐戰略咨詢項目上，這一方法使得咨詢雙方共同挖掘到了企業的核心能力。
根據長城所特聘顧問趙慕蘭的說法，東方人的習慣是傾向于個人的內省、自悟。頭腦風暴可以打破思維定式激發創意，它不是簡單的七嘴八舌，而是有一些規則。當這種方法延伸到企業咨詢領域，可以通過外部力量的推動，快速激發、調動和匯集客戶企業內部每個人頭腦里長期積累的、尚未形成編碼的知識，讓其思想更開放，驅動客戶向學習型組織發展。
長城所為保持自己的競爭優勢，還在其他方面進行了探索。他們早在2000年就建立了知識管理平臺KMP，十多年里不斷升級，到了2011年，推出了基于云計算技術的第五代升級版——KRP5.0。2013年5月，長城所的“高新區服務平臺”上線。
長城所在服務模式上也有創新，在一些區域采取了集成總包的服務模式。長城所還確立了“打造社交化知識型企業”的思路。這也是一個新生事物。王德祿說，目前在中國，阿里巴巴[微博]、百度[微博]、新浪等都紛紛打造社交化的知識平臺，長城所可能是咨詢公司里率先提出這個概念的。
“社交化知識平臺的邏輯是：員工受到上級領導的指派所做的工作只占他總的工作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感興趣的事情。”王德祿說。社交化的知識平臺是跨部門的、自由組合的；社交化的核心是自愿的，是基于每個人的興趣點。“公司需要社交化，尤其是我們咨詢公司，新想法傳播速度太快，你只要模式好，你就能保持領先。”
從某種程度說，王德祿本人就是一個“社交化”的范例。不僅經常寫博客、發微博，在現實世界中也交游廣泛。他和 長城所長期積累的外部專家人脈，對長城所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中國式生存
長城所標榜自己的宗旨是“獨立、科學、低調”。但由于目前長城所和政府的合作項目占了業務量很大的一部分。于是，記者開始對長城所如何處理政府關系這個話題感到好奇。在中國“大政府”、“小社會”的背景下，長城所的“獨立、科學、低調”的宗旨能堅持住嗎？在政府作為甲方，掌握了大量的資源和經費的時候，一個咨詢機構能在多大程度上堅持獨立？
如果某個政府機構存在做政績工程的行為，已經對項目做出決策，只是希望長城所幫著找些論據，把報告粉飾下就可以了。面對這種情況，長城所會怎么辦？
趙慕蘭告訴記者：“有很多政府機構和民營企業一樣，要的是真材實料能指導實踐的獨立研究報告，但也有可能有例外。若具體到一個項目，這個項目我們會拿出一個最后的稿子來，代表我們的獨立研究和判斷。若客戶一再堅持讓我們改，想改成他要的那個樣子。那我們就派一個工作人員去配合他們改好了。不過如果我們真地發現某些客戶為了自己的需要歪曲我們的研究，我們下次就可能不再和他簽約了。”
陳文豐認為戰略咨詢做的常常是錦上添花的事情。“如果一些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和政績工程，可能我們改變不了他們的這種追求。我們給他們做的是讓他們更科學、提高效率，盡量讓他少消耗資源。”作為戰斗在經營業務第一線的區域咨詢負責人，陳文豐的回答帶著更多現實主義色彩。
記者觀察到，長城所具有咨詢公司和民間智庫的雙重身份，在平常情況下，兩種身份相安無事。但是在商業化和是否強調獨立性這方面，兩種身份似乎會有點相互沖突。畢竟，作為市場化的咨詢公司，它要生存，要更重視和客戶的聯系。而單純作為智庫，它可以有更多的超然性，應更多獨立發聲。在歐美，智庫之所有能保持某種超然和中立性，可能有賴于各種基金的支持，在中國則幾乎還沒有這種情形。
王德祿說他和政府打交道的經驗就是堅持原則。“你越正，越有底氣，他可能越對你尊重。”“一些政府部門之所以可以放心和我們合作，是因為覺得和我們合作肯定不會出問題，因為我們不走偏門，我們的工作踏實。”
記者也注意到，長城所在20周年的時候，嘉賓們會被贈送一些小禮品。這說明長城所處理客戶關系方面時也具備一定靈活性和中國式人情味。
王德祿和長城所，可能具有一種中國民營機構的生存智慧，它在夾縫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獨立研究和自由思考的最終實現，有賴于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社會整體環境的配合。
獨特的發展之路
中國改革開放“激蕩30年”，長城所辛苦經營20年，算是伴隨著中國新經濟一起長大。
現在，長城所已經擁有300多名員工。其中包括十幾位合伙人級別的管理人才。這些人才各有特色，相互補充。王德祿被稱為“具有哲學家情懷的咨詢師”，以哲學思維和戰略判斷力統領全局；武文生擅長企業實務和內部管理，把制度建設和員工管理做得井井有條；陳文豐已成為區域和高新區咨詢的一流專家；趙慕蘭則在新經濟理論方面頗有建樹；張建寧性格外向、風趣幽默，在產業集群方面有很多心得；馬宇文則做事踏實、服務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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