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南寧市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近日出爐，這是南寧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立法。其中明確：拒絕給老弱病殘孕讓座，經勸阻仍不改正的，駕駛員、乘務員可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9月27日 《人民日報》）
“讓座立法”不能超越可操作性
鄧閩軍
在公共汽車上給特殊群體讓座，本無可厚非，但近年來關于“讓座”而引發的爭議不斷。“立法讓座”并非南寧首創，早前，鄭州也審議過《城市公共交通條例(草案)》，其中就擬規定，公交車乘客應主動讓座位給老人、孕婦等，若不履行義務，駕駛員、售票員可拒絕其繼續乘車，并對拒不讓座者罰款50元。但筆者以為，不論是罰款還是拒載，不僅有違契約，也難有操作性。
文明出行的習慣養成，首要在自覺，倡導是主要手段，而立法強制則要有邊界。如果說“拒不讓座”就得趕下車，在執行的過程中，難免遇到糾紛與矛盾，誰出面解決？司機、乘務員有自己的崗位職責，其崗位的性質也決定其不具備承擔“讓座執法”重任的能力。如此，不僅加重了司機、乘務員的工作負擔和壓力，更有可能引發司乘矛盾，甚至影響公共交通秩序。
我們提倡讓座的美德，反對“拒不讓座”的不道德行為，甚至對一些屢教不改者還可以進行譴責，但是靠法規的強制要有底線。比如說，公交方面把“拒不讓座”者趕下車，這些乘客就可以要求退票和賠償：買票上車，在這段路程內，乘客就與運營方構成了合同關系，“拒絕讓座”并不能成為運營方單方面解除服務契約的依據。
靠法規強制讓座的愿望是好的，但法律解決不了讓座的道德底限。“讓座”之爭，更多的在于“換位”思考，在于公民道德素質的培養與提高。不具備可操作性的立法還是慎重為好。
道德管不了只有讓制度介入
喬杉
有人說，根據契約原則，公交無權拒載不讓座乘客。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契約關系關鍵在約，如果沒有事先約定，公交拒載不讓座乘客當然不對；但如果出臺了相應的規定，并且已經對外公示，那乘客買票上車就意味著接受了新的契約關系。根據契約原則，公交當然可以對不讓座者拒絕提供服務。
讓不讓座是一個道德問題，而道德問題最好由道德來解決——這也是許多人反對“不讓座就拒絕提供服務”的理由。從理想層面來看，如果整個社會形成良性機制：大家都有道德，都能主動讓座，如果有人不讓座，輿論力量會發揮，最終迫使其讓座——這自然很好，也不需要出臺制度。問題的關鍵是，在許多道德問題上，完全依靠自律很難帶來風清氣正，如果沒有法律層面的制約，那就只能看著不道德延續甚至加劇。
道德標準是高于法律標準的，用法律約束本應是道德約束的問題，多少有些無奈，卻又迫不得已。道德問題最好應該通過道德的方法來解決，但當用道德方法不足以解決問題，或者解決遙遙無期，那就只能讓法律讓制度介入。不管如何，總不能任由道德萎縮甚至潰爛下去吧？
在一個多元的時代，出現道德分野或許并不奇怪，但對道德滑坡熟視無睹，卻是不可諒解。因為它只會把社會引入一個沒有希望的岔道。“不讓座就下車”或許只是一個次優選擇，但因為不存在或找不到最優選擇，那只能選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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