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學者讀三中全會公報有感
改革全面深化的關鍵點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十八屆中央委員葉小文
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關鍵點，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要大力推進市場準入和競爭方面的改革。除了個別特殊行業外，各種所有制經濟都可以進入，平等進入，公平競爭，同時也就需要加強監管，防范風險。資源配置指的是生產要素配置，包括勞動、資本、土地，還有技術管理，為此必然導出財稅體制改革、土地改革、利率市場化和匯率決定機制等改革。
市場經濟強調消費者主權，又必然推動著金融改革。要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總之，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盡管是遵循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必然選擇，卻將帶來一場更全面、更深刻、更劇烈的變革。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點在政府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
過去政府通過行政審批、行政許可等手段提高市場門檻，過多干預市場。政府權力如果不能夠得到有效控制，過多過亂的行政審批不被拿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很難得到完善。此次全會提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問題，我認為重點還是在于政府方面，而不是市場方面。政府改革下多大力度，能走多遠，邊界線是否清楚，都影響著市場機制的發揮。
如果不把行政審批拿掉，想要政府減少對市場干預，是不可能的。現在的審批結構，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中出現的，存在著審批過廣，程序不規范，暗箱操作多等問題，改變這個結構是有阻力的。
政府能否推進自身改革？改革不光改別人，還要改自身，比如說政府透明度能不能提高，政府反四風能不能堅持下去。如果政府自身改革沒有實際進展，重新界定政府和社會的關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發揮市場作用等也都是很難實現的。
我認為在重新構建政府和市場關系方面，政府是主要矛盾方面，政府改革是關鍵。轉變政府職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又是轉變政府職能的突破口和抓手。
近五年來倒臺的高級官員，很多都和土地出讓、重大工程項目審批等問題有關，如果降低了對市場的管制，門檻減少了，這些問題也就減少了，到時就找市場不找市長去解決了，但現在很多情況都需要找政府和市長，所以我說現在的腐敗具有明顯的制度性腐敗痕跡。不合理的審批結構，就是個怪胎，不把這個怪胎拿掉，想徹底改變權力尋租、貪污腐敗是很困難的。
改革目標的新定位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
過去講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和人民的關系，因為階級斗爭的原因，說的是國家統治。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講國家管理了。現在，隨著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服務型政府，我們又從國家管理發展到國家治理。
治理和統治、管理是有明顯不同的，有很大的區別。從國家統治來說，那就是“我強你弱”，“我”是國家的統治者，“我”管著“你”、管著社會，管著被統治的對象，構成“壓制—屈服”的關系。再從國家管理來說，管理也有“管卡壓”的意思，我管著你，你得聽我的，構成“指令—聽從”的關系。現在用治理，治理是一個新的詞匯，創建治理理論的羅西瑙將治理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治理是一個過程，治理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
治理的特點，一是強調多主體，參與治理過程的都是主體。國家管理者，這是主體，人民也是主體，還有各組織、各單位、公司、企業，都是某一方面的主體角色，都是主體之一。這就從過去的統治、管理只有一個主體，變為多個主體。二是強調協調合作的方式方法，政府和人民之間、各種機構之間，多采取自愿平等的合作手段和方法。這就不是過去的統治、管理那樣，一味地實行強制、控制。三是權力運行的方向，既有從上到下，也有從下到上，甚至可以從中間向上、向下延伸開來、鋪展開來。 這就不是過去的統治、管理那樣，只是單向度的一個渠道，就是從上到下、有去不回。
治理的特點，決定了治理能力。治理能力要求適應現代社會，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更加科學、更加民主，同時更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而不能像過去實施管理那樣。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向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轉化。
“全面深化”四字針對性明顯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程美東
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表明黨中央對于改革的深度、難度有很清醒的認識，對于改革的全面性、系統性也有深刻的認識。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是這種頂層設計、總體規劃的具體體現。
從公報中可以看出，在這個決定中，涉及到改革的領域很多，包括經濟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社會保障改革、生態環境管理體制改革，還有民主政治、法治政府、軍隊體制編制調整等領域的改革。這些改革要想獲得成功，僅僅有本領域的單向度的改革是不夠的，還必須要建立在各個領域協同作戰、相互配合的基礎上。
公報中特別強調了“全面深化”四個字，其針對性是非常明顯的，就是意識到枝枝節節的改革無法取得成功，必須要注重系統性、全面性。我們期待著這次會議提出的改革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防患未然
司法部《中國司法》雜志總編、研究員劉武俊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應運而生，既是與國際接軌，也是應對安全形勢趨于嚴峻復雜的時代挑戰的現實需要。
當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強大，中國國家安全形勢也越來越復雜，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國在新形勢下面臨的重大現實課題，維護國家安全已經超越傳統軍事力量可以擔當的范疇，除了軍事安全等傳統安全外，恐怖主義、網絡信息安全等均需應對，必須整合軍事和政府等多方力量。設立國家級的安全保障和危機應對機構，可以未雨綢繆、防患未然。
當前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力量分散在政府、公安、外交以及軍隊等諸多職能部門當中，缺乏一個國家級別的安全統籌協調機構。該機構的職能主要在決策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中長期頂層戰略，同時也可發揮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協調指揮作用，作出快速反應。
國家安全委員會既是統籌協調中樞，也應當成為國家安全的總參謀部和高級智囊團。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僅是美國國家安全的中樞機構，也是最高級別的思想庫和智囊團，有大量專家、學者參與到其中的政策制定過程。賴斯就是從大學教授直接轉身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甚至成為國務卿的。
改革的道路方向明確堅定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邸乘光
初讀全會公報，一個突出特點是道路方向明確堅定，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明確堅定。全會高度評價35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和偉大成就。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這既闡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同時也表明了我們黨全面深化改革的堅定決心。
再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方向明確堅定。全會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努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前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再聯系到5000字的公報，“社會主義”一詞出現了28次，更充分表明了三中全會所要推進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我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的正確方向。
這次三中全會在具體闡述各方面的改革時，深刻揭示了改革的具體方向、核心和關鍵。比如，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強調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強調要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方面，強調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在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方面，強調要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方面，強調要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在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方面，強調要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等等。
對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更為深刻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宇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重要的是要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確立，揭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明確了我國社會制度的性質，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對此，全會作了重點闡述，提出了新觀點和新要求。
會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突出了基本經濟制度的極端重要性；會議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突出了促進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重大意義；會議強調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為新階段企業改革和發展指明了方向。
全會的這些思想表明，我們黨對于堅持和完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更加堅定、更為深刻，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社會治理的高密度創新點
上海大學教授鄧偉志
反復強調“社會治理”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大亮點。社會要和諧，要安定，要有序發展，不可能靠自發，自流，需要治理。
三中全會在社會治理方面提出的觀念和舉措是高超的，是有高密度創新點的。
第一，目標明確。全會把治理的目標定位在“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上，緊緊扣住“增進人民福祉”。
第二，主體鮮明。治理社會的主體在社會。全會號召我們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可以相信，隨之而來的將是社會組織的星羅棋布，將是社會組織的自治、自理，自己教育自己，去行政化、去盈利化。
第三，找到源頭。化解社會沖突不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充當“消防隊”，必須從源頭上抓起。引發社會沖突的源頭不在于少了站崗放哨，而在于社會結構中的貧富差距過大。三中全會強調“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強調“共同富裕”。這無疑會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社會張力，化解社會矛盾。
第四，革新規范。社會規范是社會的準繩，是社會行為的跑道。賽跑時跑錯了跑道，再快也是無用功。治理社會一定要有完善而正確的社會規范。三中全會多次提到“公平”，“更加公平”，“促進社會公平”。這意味著在跟過去把公平置于“兼顧”地位的道德規范告別。可以相信，隨著公平而來的必將是蕩平人間的不平，必將是平權、平等、平心、平穩。
社會治理的創新是無止境的。為了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作為社會學者，我們要努力提煉社會治理的經驗，提高社會治理的理論水平。
行政體制改革應“治”“理”并重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程恩富
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行政體制改革應做到既要重“治”，也要重“理”。該放的領域一定要堅決地放，不該放的領域要加強管控。
過去30多年來，我國行政體制已經進行了多輪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僅僅是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突破口，行政體制改革涉及的范圍不會局限于這一塊。就行政改革的內容而言，簡化行政審批、合理劃分職能、實施機構精簡和提高行政效率都是不可缺少的內容。
應當在改革中建立一個廉潔、廉價（馬克思語）、民主、高效的“小而強”的政府，實現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的功能性雙重良性機制。
“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是新表述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
將本屆公報和上屆《決定》對比，土地這塊變化，“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這些上屆《決定》都有，只是措辭有些調整。比如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相比于之前拿掉了“逐步”二字。
在此次公報中，值得注意的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一點。在我印象中，之前關于土地問題的中央文件里，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的表述。
土地是農民最大的財產，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大致有兩種途徑：一是將現有權利充分化，如土地承包期限從30年變成永久承包；二是給予農民更多的權利，比如近十年來的一個很大呼聲：給予農民對土地的處置權、抵押權、轉讓權。
給予農民更多的土地權利，尤其是“轉讓權、抵押權、處置權”，是一條可能藏著金礦又充滿艱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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