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縮影”，凌志軍在記錄中關村歷史的《中國的新革命》中寫道。之前，對中關村的期待和批評都可以聚焦到一點，它是不是中國的硅谷？批評者說，這兒不過是電子集貿市場。其實，中關村從來不是硅谷，這里發生的創新，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式的，是在中國的大環境中折騰、突破。但對中國而言，這里過去、現在和未來將發生的一切，可能比成功復制一個硅谷還重要。那些過去的真實故事比未來的光輝圖景也更動人。
聯想是當今中國最受關注的科技公司，但現在我們看到的一切，可能都沒有20多年前發生的這一幕更代表中國商業：1985年夏天某一天，曾茂朝的妻子、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究員胡錫蘭在二樓辦公室隔窗望出，看到聯想的開創者們，總共20來人，把一大堆微機從大門搬進院子里來，有2000個包裝箱，浩浩蕩蕩，人拉肩扛。在人群中，她看到柳傳志和李勤，當時也都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吁吁，胡錫蘭感嘆道，“他們干的全是體力活啊！”
中關村的起源，是這些當時來自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工程師的奇特創業場面，而不是像硅谷那樣是惠普著名創新車庫。生產愛國者數碼產品的華旗公司，是聯想、四通之后中關村的新一代創業公司，2000年以來隨著數碼產品的興起正大行其道。在1992年間，華旗創始人馮軍在中關村很出名，整條街都知道他的綽號 “馮五塊”，意思是，只要能掙五塊錢，他就忙不迭地蹬上平板三輪車給人家送貨去。現在的中關村，五塊錢利潤的生意還有人做，但當時所有人都知道“馮五塊”是因為，只有他一人擁有清華大學的文憑，而大學生是掙不了這五塊錢的。不是沒這個能力，而是沒這個臉皮。十多年后，華旗的生意做得很大，但掙五塊錢的機箱生意華旗還在做著，凌志軍因而很感慨地寫道，“能把一個五塊錢的生意連續做上14年，年年賺錢，在中關村的商業史上真是絕無僅有。”
曾是中關村兩個時代的先鋒人物的王志東沒有像柳傳志和馮軍那樣蹬平板三輪車，他出生在軟件時代。他成功攻破了王選的激光照排系統的保護系統，王選和王志東一見面就喜歡上他，王選邀請他加入公司，但又告訴他“可以不來上班，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可以不必向他匯報”。此后，王志東因為開發Windows外掛式中文系統一舉成名，他的技術想像力超越了同時代的所有人。對于中關村歷史來說，他最有價值和啟示的故事是后來發生的。他從北大離開，留下自己開發的BD-Win中文系統。他從自己合伙創立的新天地離開，留下中文之星的源代碼。他遵守了自己設定的嚴苛的誠信規則，雖然這意味著他放棄所有的財富。這位技術天才說，“我所遇到的最大問題不是技術，是人。”
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讓他改變了中關村，也讓他引領一個新時代，當然也包括當他再次不得不離開自己開創的公司時，他帶走了應得的財富。在1993年夏天，他在青島的海灘上揣測硅谷精神、設計了一個公司的架構，這正是日后中關村新一代公司的藍圖。他在筆記本上寫下四原則：第一，必須專注，而且是專做高科技。第二，管理權和所有權必須分離。第三，股權清楚。第四，建立在風險投資基礎上的高起點。之后的故事眾所皆知，1994年他與四通聯合創辦公司治理結構清晰的四通利方公司，3年后他從硅谷引來風險投資組建新浪公司，2000年新浪納斯達克上市，之后他又被迫離開公司。他沒有能真正解決了“人”的問題(可能因為這個問題本來就解決不了)，但他帶來的制度變革讓他和所有創業者、企業家從此能分享財富。只有在有了這種機制之后，中關村的企業才能長大。后來的海歸創業、風險投資熱潮，都是這一機制的延續。
是的，中關村對中國社會的最大價值，不是人們一直期待的技術創新，而是它讓人面貌一新的力量，王志東所設計的規則是一例，另一個例子則在中關村的最源頭——— 中關村第一人陳春先的故事中。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研究員陳春先和他的科學家同事們在1980年創辦了“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第一年盈利3萬元，每人拿到獎金15元。這在陳的批評者眼中，“這些人在自己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全都萎靡不振，可是一走進那個破房子就個個氣宇軒昂”。破房子就是服務部的小屋。這種轉變，在1980年后整個20年間，差不多是走出體制的人的共同象征，他們突然重獲活力。
要看中關村的未來，我們不要去現在知名的大公司，而應去凌志軍描繪的“A座302室”。那是新時代的活力，我們大多數人未曾見識過的活力。清華創業園A座302室，一間辦公室，這里有著38家公司，每個公司只有其中一個方格，由一張簡易電腦臺和一把轉椅組成，每張桌子前坐的那些人是老板、會計、自己公司的惟一員工。花500元，可以在這里坐上一個月，他們在這里的時間通常不超過半年。很多失敗了，但有的人會搬到樓上的單間辦公室去，那里能坐上四五個人。一年、兩年，大部分這樣的公司會消失，但有一些繼續生長，會搬到更大的辦公室去。
這就是中關村，它不像我們期望的那樣光鮮，但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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