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互聯網已經步入第三個十年，上海互聯網產業在迎來新機會的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挑戰：軟件服務外包產業面臨蘇州、貴州等地的競爭，上海超級計算中心也遭受“云計算”等新業態的沖擊。盛大等互聯網巨頭式微之后，BAT(百度、阿里、騰訊)級的平臺型企業沒有一家在滬誕生。一度憑借信息服務業板塊傲立南中國的上海，如今略顯尷尬。
現在，上海打算好好利用“互聯網+”這個風口。
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主持常委學習會，聽取馬化騰的專題輔導報告。上海市政府在一個月內先后與騰訊公司、阿里巴巴集團在滬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為投資機構和創業團隊搭建平臺的上海市互聯網產業投資聯盟也在2015年4月15日正式成立。
2014年，上海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全行業實現營業收入5106.94億元，與北京相差不到500億元。當“海派”對陣“中關村”，“互聯網產業第一城”會否易主，棋局未定。
轉向“不靠譜”
哈工大畢業的“金牛男”，馮濤微笑著說，干了15年創投，不能再這么“靠譜”下去了。
清科集團的股權投資年度排行榜顯示，馮濤任總裁的永宣創投位列2014年移動互聯網、互聯網金融領域投資投資機構10強，中國創投機構第11 名。這家機構曾一度深耕IT投資領域。現在，馮濤開出的長長清單凈是互聯網企業：360、酷狗音樂、暴走漫畫、熊貓自媒體聯盟……“從PE(私募股權投 資)轉到VC(風險投資)，是因為游戲規則變了：過去是技術第一，人第二；現在變成風口(行業、時機)第一，人第二，技術第三。”馮濤說。上海移動互聯網 產業促進中心公布的2015年一季度超過5000萬美元的投資項目中，生活服務項目3個，電商平臺1個，大宗商品交易服務平臺1個，互聯網金融項目1個 ——沒有一家是純技術類公司。“靠譜是靠譜者的墓志銘，創新是創新者的通行證。”作為控盤者，馮濤危機感很強——往前看，VC面臨眾籌、成功個人、孵化 器、民間投資者的競爭；往后看，A輪變成共同投資人模式，B輪已經交棒給新三板——如果不能更好地服務這些“不靠譜”項目和團隊，VC就會被市場淘汰。
然而，要在上海本土找到好項目，并不容易。“上海出白領容易，出老板難。”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原秘書長楊周彝說，上海人的思維定勢是小孩子一 出生就要上好的幼兒園、重點學校，然后最好到美國去留學，回來做企業高管或“金領”，很少人會鼓勵自家孩子讀四年書后從“零起點”創業。
因此，上海互聯網創業者要抵御安穩生活的誘惑，承受白領文化的擠壓。生于1994年的孫高峰就是其中之一。他大二休學，立志做校園O2O(線上 到線下)。他和團隊設計了APP“宅米”，晚自修結束后，有的大學生回宿舍后餓了，想買方便面、火腿腸，但又懶得出去；有些家里經濟條件不好的同學，又想 打零工，就由他們把外賣送到“懶人”的床上，拿1塊錢送貨費。一開始，孫高峰騎單車回校推廣這一新產品，結果樓管阿姨說：“原來你改行做外賣了。”
在負債9萬元后，孫高峰終于等到了馮濤的投資。3個月前，“宅米”只有不到4000萬元的估值；3個月后，“宅米”全職員工300多人，覆蓋800多所高校、5000多名“樓主”，估值已經增長近20倍，完成了天使輪、A輪融資，正在準備B輪融資。
如今，整個上海都在關注這些“不靠譜”項目。上海市經信委副主任徐子瑛透露，近期，重點是加快產業和信息化領域的原有各類專項資金的歸并，加大 對“輕資產”類項目的支持力度，推動在技術改造、“四新”經濟、中小企業等領域設立一批產業基金，建立健全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的營商服務體系。
這些“新經濟”被上海市政府歸納為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四類。2014年，上海市GDP(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僅有7%，而軟件和信息 服務業突破5000億元大關，實現經營收入5106.94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0.02%；其中，互聯網產業更是達到31.1%的高增速。
“海派”長短板
2000年以來，唐才友親眼看著一個個互聯網創業團隊崛起、衰落、再崛起，再衰落。
在唐才友印象里，上海的創業團隊大多先有收入模型，再搞市場推廣，比如“格瓦拉”通過售票收取回傭，“安居客”通過線上房屋買賣收中介傭金。這使得初創團隊不因資金鏈斷裂而倒下，風險比北京、深圳低，但收益沒有后者高，擴張也沒有后者快。
唐才友認識一個上門洗衣的O2O平臺團隊，由于沒有大資本“輸血”，只能窩在郊區“小打小鬧”，不溫不火。同一時期，唐才友眼睜睜看著北京的類 似團隊席卷上海——提供按摩等上門中醫理療服務的O2O平臺“功夫熊”，來上海才一個多月，就招了60多個按摩師，剛把他們培訓好，就跑到下一個城市廣 州。“北京人做生意不算計，寧可賠錢賺吆喝，而上海人愛算小錢。”馮濤解釋道，丈母娘覺得未來女婿到世界500強當高管才靠譜，搞互聯網小公司不靠譜。他 調侃說，估計只有等到丈母娘都習慣微信聊天、淘寶購物了，才能知道干互聯網是有出息的。
在北京讀書，先后在深圳、上海待過的滬江網法務總監林華感覺，作為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用戶的央企基本都在北京，集中了北京高校的多數人才，出現了 以百度為代表的技術型企業；深圳則是一個像硅谷那樣的移民城市，從零開始，海納百川，產生了以騰訊為代表的應用型企業；就連過去不被視為互聯網之都的杭 州，都有了了全球市值第二大互聯網公司阿里巴巴。相比之下，林華說，上海過于守規矩了。
當然，上海也有優勢。唐才友認為，小心謹慎、步步為營也許能成為“海派”互聯網的后發優勢，像上海的P2P跑路事件就比其他地方少很多。馬化騰 也曾說過，上海在人才集聚、各行業信息化基礎建設、商業氛圍、契約精神等方面優勢突出，“互聯網+”時代上海面臨著新的歷史機遇。
唐才友自嘲出身于IT“碼農”，在開發區主管的任上下海，在軟件外包公司創業失敗后，他調任上海移動互聯網產業促進中心主任。
“互聯網創業，很不容易！”感同身受的唐才友當起了投資機構和創業團隊之間“紅娘”，給資本找好項目，讓好項目有“及時雨”。唐才友和他的同事 還幫助PE、VC對項目開展盡職調查，還有涉及下輪融資、撮合談判等投后服務——這一切都是免費的。4月，在上海市經信委的指導下，永宣創投、上海移動互 聯網產業促進中心等30多家機構發起成立了上海市互聯網產業投資聯盟。
“如果我們錯失互聯網就如同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拒絕使用電力。”4月，馬化騰在作專題輔導報告時向上海市委常委們直言。
“‘互聯網+’對各行各業正在或將要進行革命性的再造，對于這種再造，我們的已知部分遠遠小于未知。”上海市委書記韓正當場要求，推進互聯網與各行業、各產業結合，進一步解放和提高生產力，從而真正做強實體經濟，推動產業升級與革命。
下一個BAT
從電信系統下海后，黃逸捷加盟中國電信前員工張珺創辦的互聯網公司——翼之城，擔任首席信息官，他們想做中國會展業O2O的領軍企業。
背靠中國電信，黃逸捷獨家獲得了運營商的后臺數據——手機號是否實名注冊、注冊年限(經不經常換手機)、手機與敏感號碼的通信情況(比如主動跟 小貸公司聯系)，都可以用來評價參展商法人代表的信用，他們把評級結果賣給第三方評級機構或主承辦商，幫助后者防止參展商借展會圈錢或拖延送貨。他們的合 作方，也大都是國家會展中心以及一些“國”字頭的行業協會、主承辦商。
在寶鋼、上汽和世界500強云集的上海，國資背景、外資背景企業比初創團隊更有優勢。而在互聯網產業，更多的生活服務類創業團隊就算有了創新業務，也很難獲得公共數據。
徐子瑛表示，下一步，要深入推進地理位置類、市場監管類、民生服務類等政務公共數據資源開放應用，鼓勵社會主體對政務數據資源進行增值業務開發。
萬達信息董事長史一兵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表示，上海城市管理服務的精細化程度，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在全國數一數二，上海發展“互聯網+民生政務”“互聯+生活服務”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由中國互聯網協會、工信部信息中心聯合發布的2014年“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排行榜，囊括了20家上海企業，家數僅次于北京(47家)，遠高于廣 州和深圳。2015年一季度的全國投融資排行榜中，排名前五位的省份(直轄市)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和江蘇，分別是140筆、75筆、54筆、27筆和 14筆，總計約占所有投資案例八成。2014年，上海的創新孵化器達到101個，孵化的企業接近6000家，服務的創業企業達10000多家。
但唐才友坦言，PE、VC投資的游戲、金融、視聽、教育、生活服務類(旅游、餐飲)等互聯網項目，絕大部分無法成長為像BAT那樣的平臺級企業。他預見，上海將來涌現的是量大面廣的互聯網企業。
徐子瑛透露，正在加快制定《上海市推進“互聯網+”動計劃》，希望將上海打造成創新動力強勁、產業特色鮮明、企業規模聚集、品牌效應顯著的“互聯網+”產業名城。
唐才友認為，過去，政府習慣于給優質大企業直接投錢；如今，政府更適合扶持創業服務組織(如園區管委會、法律咨詢機構、行業協會等)，再通過創業服務組織扶持成千上萬家中小微型企業。
“再過5年、10年，很多項目會倒下，只有技術和應用深度融合的互聯網公司，才能活到最后。”見證改革開放以來信息產業一輪輪浮沉的史一兵說，這為下一個平臺級企業的誕生提供了可能性。
這，正是京、滬、深互聯網產業“賽跑”的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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