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記者在“中關村開放實驗室2011年掛牌專家評審會”現場了解到，截至目前，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工程激活了北京市上百億元的高端科研設備，累計申請專利3095項。年內中關村開放實驗室（以下簡稱“開放實驗室”）數量有望突破100家。
其實，在打通產學研用各環節壁壘中，北京進行了積極探索，無論是推出四只政府引導基金、建設技術交易所，還是成立中關村發展集團、打造中關村科學城，中關村先行先試工作的核心之一就是推動科技成果在京產業化。而某種程度上，中關村開放實驗室成功實現了“學與用”的有效銜接，為破解中國產學研用困局提供了參考路徑。
開放實驗室年內有望達百家
“這家實驗室不錯，技術設備先進，但是科研水平還是差了一些，只有一項專利。”聯想研究院副院長杜曉黎博士仔細地翻閱著眼前的一沓材料，他與數位來自科研院所、企業界的專家學者，正在為是否給某單位掛牌“中關村開放實驗室”而相互爭論著。有的學者認為應該給予通過，因為這家實驗室的設備很牛，如果企業能獲得這家單位技術認證，直接等同于獲得了德國認證。
坐在橢圓會議桌最右邊、靠近投影儀前的一位男子，一直注視著投影儀上評議的實驗室PPT簡介。專家們探討間隙，他時而會略微點頭，像是認同又像是思考著什么。他是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執行常務副會長朱希鐸，受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的委托，該協會自2006年起承接開放實驗室工作。為了避嫌，朱希鐸沒有投票權，自始至終他也沒有對參評專家說出一個字的個人觀點，只是靜靜地坐著、看著。
此次申報的34家實驗室，中字頭名號不少，中科院計算所數據中心支撐技術開放實驗室、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傳輸研究所等等。專家評審意見將通過報告形式上報中關村管委會創新能力建設處，通過中關村管委會主任辦公會后，最終才能認定為中關村開放實驗室。
如今，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已經成為一個大家族——84家開放實驗室，運行四年多以來，累計推動各類產學研結合項目26462項，受益企業13407家，專項補貼達1億多元，為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發揮了重要作用。
產學研瓶頸在于環節缺失
技術專利轉化率低一直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難題。身處信息技術研發應用第一線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所長李國杰對眼前的形勢有著深刻的認識。“我們所每年有200項新的科研專利誕生，目前已經累積了千余項專利，然而這些專利都成了‘死專利’，沒有實現產業化。”李國杰估算，全國各行各業每年申請的專利數逾萬件，其中絕大部分科研成果沒有實現產業化，沒有發揮出科研成果應有的價值。
與此同時，朱希鐸也開始思索到底是什么阻礙了產學研。5年來，他走訪了所有的中關村開放實驗室，他發現是機制體制制約了科研院所的產業化。
朱希鐸說：“產學研用其實無非幾大塊：基礎研究、核心技術研究、產品設計研究、樣品、中試、試銷、大規模制造、大規模銷售以及服務。”
“基礎研究是科研院所、實驗室該做的事情，甚至現在一些實驗室已經走到了第四步，生產出樣品，但是企業主要停留在最后三步。企業需要的是直接就能生產、變現的技術，中間的環節出現了空缺。這在生物醫藥產業最為明顯，有的實驗室說自己已經研發出來了藥品，甚至藥名都出來了，但是企業卻很少對此感興趣，他們需要的是已經試驗過、臨床過、可直接投產的成果。”朱希鐸說。
理想狀態，科技成果轉移鏈應該促成企業和實驗室一起合作，無論是技術攻關還是申報科研項目。這樣，雙方的需求可以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找到共同的目標。這也就需要搭建一個平臺連接雙方。
就在記者采訪朱希鐸的前兩天，時代集團召開了一個對接會。原來，早前朱希鐸去時代集團考察的時候發現時代集團設置了三個科研項目，分別是逆變焊機、材料試驗、數字化檢測儀。但是，隨著科研進度的推進越來越乏力，一方面招聘不到具有經驗、懂得操作的優秀人才，另一方面，很多技術又相互交叉，涉及其他學科領域。
為此，中關村開放實驗室辦公室向84家開放實驗室做了關于時代集團科研項目合作意向的征詢，最終竟然有14家實驗室回復，約定在時代集團開會洽談。其中，有一家企業正在申報發改委的一項科技課題，與時代集團的科研方向完全一樣，他們正在為找不到一家合作企業而犯愁。該實驗室收到通知后，迅速聯系朱希鐸，務必要在開會前聯系上時代集團，因為項目申報截止時間只有兩天了。最終，他們一起合作申報了該科研項目。好消息也再度傳來，當天參會的開放實驗室全部與時代集團達成了合作意向。
科研院所 科技攻關幫企業盈利近億元
中科院的高墻曾被外人視為不可逾越的科技禁區。如今，中科院愿意放下身段，打破高墻，主動牽手企業實現產學研用。這一切，得益于中關村開放實驗室為雙方搭建的對接平臺。
中科院高能所一直走在中國自主創新科技的前沿領域， 2007年，中科院高能所網絡安全實驗室成為網絡安全領域首家掛牌的中關村開放實驗室。
開放實驗室掛牌后，對產學研用的促進效用很快得到印證。當年，中科院高能所網絡安全實驗室就承接了啟明星辰、網御神州、中科網威等多家專業網絡安全公司的科研合作項目，僅僅是和啟明星辰合作的一項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專項重大項目“綜合業務行為審計系統產業化”就為該企業帶來近億元的產值。
自加入中關村開放實驗室以來，中科院高能所網絡安全實驗室已經陸續承擔了近20項企業委托開發項目，和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共同申請并承擔了5個國家項目，獲得了10余項軟件著作版權并有兩項科研成果獲得省部級科技進步獎勵。
中科院高能所網絡安全實驗室主任劉寶旭說，中科院高能所以前和外界企業接觸少，合作更是罕有，受制于機制體制，科研人員的績效考核單純地依靠科技論文數量、申請國家專利數量、申請國家科研課題經費等，難以帶動科研人員和企業合作的積極性。
對此，該所對技術合作項目出臺了新的規定，將科研人員承接委托開
發、科研人員與企業合作申請國家重大專項等納入工作績效，如果有的合作產生資金盈余，項目結束后，將作為結余經費結轉該科研人員新開所支持課題中，或者拿出部分作為項目獎勵。
大學 填補國內小動物病毒感染模型空白
“干細胞是生命科學領域未來最有應用前景的學科之一，大學與企業會有很多的合作機會。”北京大學干細胞與再生生物學實驗室主任鄧宏魁對他所從事的干細胞領域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作為長江特聘教授受聘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以來，他一手建立了細胞分化與干細胞研究室，進行干細胞增殖分化的分子機理和疾病動物模型等方面的研究。
他認為，“每一種藥劑、疫苗在研制過程中都需要不斷試驗，以確定新藥的藥性，一般以動物模型為試驗對象，完成藥劑篩選、評價、臨床前等所有環節，最終確定藥物是否可以上人體臨床試驗。但是遺憾的是，在肝炎、艾滋病等領域，我們國家至今都沒有很好的小動物感染模型。如果在美國做類似的動物模型試驗，成本也非常昂貴”。
為什么小鼠動物模型如此昂貴？這在于構建這類小鼠模型是一件非常復雜的過程。鄧宏魁說，拿肝炎為例，生物界中小鼠是不會感染人肝炎病毒的，但為了做實驗確認新藥療效，就需要通過干細胞移植技術，將小鼠的肝臟細胞換成人類的肝臟細胞，使得小鼠肝臟可以感染人肝炎病毒，此后，再向小鼠注射需要測試的新藥，觀其療效。
如今，北京大學干細胞與再生生物學實驗室已經成功申請到國家傳染病重大專項課題，主攻小鼠試驗模型平臺的建設，該項目由實驗室與一家中關村企業聯合完成。
此外，鄧宏魁還認為，對于開放實驗室的理解，不應該過于狹隘，“開放實驗室不是只有設備，關鍵是其中的人才，實驗室的技術體系，包括一項科研活動能否建立起規范的流程、標準、規章等”。
產學研用“兩頭大中間小”——實驗室和企業分別占據科技成果轉移鏈兩端的絕大部分，而中間缺乏打通實驗室與企業的機制與平臺，導致產學研用的不暢。
數說中關村開放實驗室
1189項
獲得專利授權1189項；創制各類技術標準累計1731項，其中94項國際標準。
800余人
84家開放實驗室的專家總數為800余人，其中含兩院院士17名。
10億元以上
檢測和研發設備1萬多臺（套），設備總價值在10億元以上，大部分在國內外屬先進水平。
對話
朱希鐸：開放實驗室就是要促進產學研用
記者：中關村開放實驗室的成立初衷是什么？
朱希鐸：為了激活北京地區國家部委、院校、機關單位的科技資源，成立了中關村開放實驗室。目的在于通過一定的工作機制，將這些豐富的科技資源結合到北京的高科技企業，形成在北京落地的產業化項目。
記者：中關村開放實驗室如何促進產業化？
朱希鐸：中關村實驗室有專門的扶持資金，對評估合格的開放實驗室，中關村科技園區發展專項資金提供50萬元的一次性經費支持，補貼開放實驗室進行必要設備配備和認證所需費用。
同時，對于以優惠價格提供的分析檢測類服務，由實驗室持有關服務合同、收費單據等證明材料提出資金補貼申請，中關村科技園區發展專項資金按實際優惠金額給予實驗室補貼，該補貼不超過標準收費的50%；對于研發類服務，由企業持有關服務合同、收費單據等證明材料提出資金補貼申請，中關村科技園區發展專項資金按照實際收費金額的50%給予補貼；說通俗點，就是為企業在實驗室進行資源使用打折。
記者：企業與開放實驗室合作類型有哪些？
朱希鐸：中關村開放實驗室我覺得首先有三個特點，分別是設備資源豐富、人才資源豐富、科技成果資源豐富。
這些年下來，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已經逐步形成了系統化的合作模式。分別是企業購買開放實驗室現有的科技資源成果；企業與開放實驗室一起申報國家科研課題；企業委托開放實驗室進行科技攻關。
（朱希鐸為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執行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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