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當時的中關村試驗區辦公室進行第二批工作人員招聘時，趙慕蘭從北京市體改委綜合處過去應聘。此前，她跟中關村有過多次接觸，并參與了由北京體改委、海淀區政府、中關村試驗區辦公室聯合制定的以產業制度改革為基礎的試驗區綜合配套改革方案。“我就想，我與其在外邊幫著參與制定方案，不如到試驗區來實施方案。”
當年10月，趙慕蘭開始到中關村試驗區辦公室任職。此后，直至2006年從中關村管委會委員一職退休，趙慕蘭一直負責中關村的政策研究部門。即便退休，依舊能在中關村的一些重要活動中看到她的身影。
近20年的切身參與，使她對中關村發展戰略中的每個細微變化都歷歷在目。
1. 市場之手
記者：不管中關村做出何種戰略決策，都需要建立在對中關村的理解基礎之上。中關村從1980年起步時的貧窮狀態，發展成今天繁榮而充滿活力的經濟高地，成功的基因是什么？或者說中關村的靈魂是什么？
趙慕蘭：中關村是國家在人力資源和科技投資最大的一個區域：從中科院、北大清華、八大院校，其他還很多啦。這么多資源是建國以來陸陸續續投下來的。這種投入，不管從什么角度、什么體制講，都是一種儲備。但在“文革”前，國家的這種投入和當地經濟沒有什么關系。在計劃體制下，這些科研院所行政隸屬都不是北京市的，直接歸中央相關部委，和當地經濟沒多大關系。當地經濟是什么呢？海淀是北京郊區，是北京的蔬菜供應地，是農業經濟。
“文革”結束后，變化首先來源于1978年的科技大會，把“文革”最扭曲的現象顛倒過來，把知識分子歸到勞動者隊伍，知識分子有種獲得重新解放的感覺。同時還伴隨著打開國門，有人就了解到國外是怎么回事了。最典型的是陳春先。
變化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市場經濟的引入。市場經濟其實最早是從商業流通放開開始，允許擺攤賣菜，允許有人倒騰雞蛋。對于中關村，擺攤賣東西就演變成“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說實話，像陳春先這樣的科技人員“下海”以后，一方面是在認認真真做科技成果轉化；但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的企業沒有國家投資，要自己掙錢養活自己，他們就看到了市場的一些縫隙：電子元器件，大專院校誰都要，電子計算機進口了，沒有零配件，一個元器件損壞了整個機器沒法用。這種縫隙他們太了解了。再加上，他們已經采取了企業的方式做事，就開始懂得買和賣。中關村第一個基因市場的基因種下了。
中關村的基因是從“電子一條街”建立起來的。這個基因直到今天仍然發揮著極為強大的作用，雖然政府在背后使勁地發力這個發力有時大有時小，但實際的基礎是市場基因。
記者：在中關村的歷史上，官方第一次提出“自主創新”是在什么時候？
趙慕蘭：2005年，請溫家寶總理視察中關村。中關村管委會給總理的匯報稿寫出來后，拿給中關村企業家咨詢委員會討論，被一頓批，沒有高度、流水賬……企業家覺得沒有說出中關村的價值。后來經過討論，提出一個判斷：中關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
為什么提自主創新呢？這與2004年國家開始把自主創新作為經濟增長和調整結構的一個中心環節有關。之前，我們向中央特別是幾次向李嵐清匯報，強烈感覺到中關村希望解決的問題，對于中關村企業來講是普遍存在的問題，但是拿到中央，拿到全國，就是個性問題，中央顧不上。那時我們在爭取股權激勵，爭取為風險投資能夠順利退出而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像王選教授說的方正要出多少百萬富翁；中央那邊案頭上是勞資矛盾、城鄉差別巨大、職工下崗。但對中關村來講，這些問題不解決，對科技人員內在積極性很難調動。2004年之后，中關村的問題成了全國的問題，自主創新在全國叫響了。
中關村的企業沒有走“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也沒有“拿市場換技術”。它實際上是把國際上最新的技術拿過來加以改造應用于中國市場。引進也好，消化吸收也好，不管怎么說，他是把最好的技術拿到中國來，按中國的需要去應用，他消化吸收了。這是一個后發展國家必須要走的路。也有原始創新，如王選這樣的很少，確實不太多。到這個世紀初，有一些參與國際標準的，像大唐的TD-SCDMA，那肯定是原創的。在電腦普及中國時，中關村乃至中國的新興產業都是跟隨性的，但是到了互聯網時代，它基本上是和國外同步的，不管是內容服務還是網絡管理層面，都基本同步。最近這些年，特別是留學生回來之后，原創性的越來越多，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的企業也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說中關村的核心價值在于：在一個發展中國家怎么依靠智力資本來走出一條自主創新道路，或者說在發展中國家怎么樣去發展知識經濟、新經濟(310358,基金吧)前提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比中關村和硅谷差在哪，首先要比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在哪兒。
2. 政府的角色
記者：1988年，國務院批復在中關村建立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1999年6月5日，國務院批復加快建設中關村科技園區，試驗區更名為中關村科技園區；2009年又批復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每隔10年一個批復，這為中關村的發展帶來了哪些變化？
趙慕蘭：你只能從政府行為這個角度去找變化，企業該怎么經營還怎么經營，他們市場導向的實質、基因沒有變化。
1988年以前，在中關村起推動作用的是人，中科院是周光召，海淀區是賈春旺。周光召在中科院提出了“一院兩制”，動員科技人員下海辦企業。三環公司，是他主動談話讓王震西去辦的，中科院微生物所的一個公司，也是他到所里邊去鼓勵人家，而且跟人家說，“你要申請辦企業我現在就批”。賈春旺為電子一條街上科技人員的企業按知青企業的性質減免稅。他和常務副區長、副書記開碰頭會，開完了也不做會議記錄如果做會議記錄，萬一被追究責任就會很麻煩，開會研究起草決策，也會吵個不停沒有結論。因此開
碰頭會，三個人商量決定之后，常務副區長去執行。1980年代中關村老一代企業家們都知道，沒有他們，就沒有電子一條街上的企業。
1988年國務院批準實施《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俗稱“十八條”，對中關村的推動力量就上升到制度層面。在大的制度層面一直運行到1999年。“十八條”政策很好，真正落實的是“兩條半”：一是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當時一般企業的稅率是55%，在中關村試驗區是15%，且“三免三減半”，實實在在的實行，對企業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二是稅收返還，以1987年企業上交稅收為基數，增值部分全部返還給海淀區用于試驗區建設。另外一條是設備進口管理。當時市里機電產品進口審批辦公室把初審權力下放給試驗區辦公室，他們只要一見中關村試驗區的章就放行，但只實施了5年，時間比較短。另外一些政策看著也很好，但只有極少數企業享受到了，或者很多條件不具備，沒法做。
到1999年國務院“6·5”批復，最核心的不是制度創新，是“舉旗”。“舉旗”，也很重要，大旗一舉，人們就開始擁在這個旗下干事。變化最大的是北京市政府，由一位副市長專職負責中關村，大規模投入資金進行硬軟環境建設。1999年前的將近20年，中關村的硬環境建設一直落后于企業的發展，企業抱怨很多。但是從1999批復之后，大不一樣了，13號軌道交通，市政府掏錢；四環路貫通，市政府出錢；改造中關村大街、學院路，也是北京市政府掏錢。
到了2009年批復之后，政府不僅要在制度環境、硬環境、基礎設施環境上改造，還要直接推動產業發展。從中關村發展集團的成立，你就能發現，在投資上，他實施操盤了，不是象征性的。前幾任政府都不直接操盤中關村的產業發展。這是個重大的變化。
3. 破除行政藩籬
記者：與中國眾多的科技園區、開發區相比，中關村的管理體制比較特殊，是個權力相對較小的管理機構，這對中關村的發展有什么影響？
趙慕蘭：歷史上，中關村是先有幾個園區管委會，再有市政府的派出機構大管委，被很多人戲稱為“先有兒子再有老子”。管理上到底是以市為主還是以區為主？發展這么多年，市區之間反復博弈，管理體制成為中關村的一塊心病。對中關村這個管理模式，大家一直在討論，中關村管委會手里沒資源，也沒有行政管理權，能做什么？這幾年，在沒錢沒權的時候，中關村不斷地提出各種改革的要求、碰撞，包括“新三板”這樣的東西。
2009年以后，市領導下決心要改變這個體制，加強統籌。先是成立中關村發展集團，把各個園區的財產集中起來，算是中發展的，新增項目入園的事，市管委就能過問了。然后，再把市里不同部門的資源集中統籌原來搞統籌，市里各個部門都是各說各的；現在，從劉淇、郭金龍到趙鳳桐都是強勢人物，不聽不行。在機制上，成立一個重大項目審批聯席會機制，由市委常委趙鳳桐直接抓，既兼海淀區區委書記，又當中關村管委黨組主任……市政府的目的是各方別鬧矛盾，為中關村的再發展能夠出大力氣。
記者：中關村科教資源豐富，一直被視為科學城，但這一次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中提出了建設科學城和未來科學城，怎么理解？
趙慕蘭：中關村的發展一直是跨行政系統，它不是區屬、市屬、中央屬，因為它的基因是市場，市場就不可能受行政系統的制約。但是我們國家的政府資源仍然是按行政系統劃分的，所以一旦政府想做事的時候，就必須得去碰行政系統的事。中關村科學城也好，未來科學城也好，其實都是要打破行政屬性。凡是要打破行政系統做事的，都不容易，不確定性因素很強。
至于未來科學城，我覺得，中央在京單位有很多資源，他們擴張的時候，需要土地資源；北京市屬單位頭的人才、技術，遠遠不如這些央屬機構，現在二者找到一個互補點：我給你提供空間，你給我落地，就是這樣一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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