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科中，沒有他的詞條；《中關村，激情燃燒的歲月——第一代科技創業者風云錄》書中，也沒有收錄他的文章；用搜索引擎搜索他的名字，除了他逝世百日的追思會通知，有關他的鏈接，也寥寥無幾。
他，這個低調得仿佛“隱形”的人，卻是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之一，也是北大方正的創辦人之一，是他，讓鉛與火的排版技術成為過去，讓王選教授的“激光照排漢字系統”在他的手里打開銷售渠道得以推廣，真正實現產業化。隨著一個又一個新中關村人的走出，第一代中關村人的創業史，似乎已慢慢被公眾淡忘。不過，這段歷史和樓濱龍這個名字，卻永遠不會被抹去。
中關村不會止步
2012 年3 月26 日上午，中關村第一代創業的老友們集合在翠宮飯店，為樓濱龍召開了一個簡單的逝世百日追思會。紀念這位大家的老朋友，追憶大家創業的崢嶸歲月。
吳明瑜、于維棟、林京耀、張志宏、李國光、段永基、陳慶振、王德祿、晏懋洵、陸永基、王思紅、張本正、戴煥忠、王永民……這些當年的“創業領袖”懷念起逝去的老友樓濱龍，難免唏噓，但是，大家還是充滿信心與力量，對中關村，也對整個民營企業的發展。
憶起老友和當年的創業歲月，大家都激動不已。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副監事長、北京創新科技研究所所長彭樹堂回憶說，2011 年12 月17 日他正在大連理工大學參加紀念錢學森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得悉樓總去世的消息。憶及2005年12 月樓總、李國光教授、耿燕和他四人前往寧波、溫州、佛山、惠州、東莞、深圳等城市對民營科技企業調研，當時樓總身體尚健，孰料人生無常，歸路有期，為寄托哀思，當即草擬手機短信，形成“濱龍盡瘁”悼詩發送以志念：
濱海同行調研路，龍歸寒天樓空人。
盡誠北大創方正，瘁力中關獻英魂。
北京京海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洪德因為未能趕回北京，他特地寫了一封信，獻給樓濱龍，也獻給在座的所有老友。信中說：
兩年前，正是柳綠杏花開的清明時節。我專程從深圳回京邀請老朋友在中關村春天酒樓聚會。大家在一起相聚，共憶當年創業的情懷，回顧伴隨改革大潮所經歷的三十年風風雨雨，都十分珍惜那一份真情和友誼。那一天金燕靜坐著輪椅來了。樓濱龍已患重病，抱病也來了。老樓是從北京大學最早走出來的創業者，他為推廣和轉化創新成果，與王選教授結成黃金搭檔，創建了北大新技術公司（現北大方正）。在他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創業成功之后，不計名利淡定淡出，表現出第一代科技創業者的無私奉獻精神。當時老樓說他正在寫創業回憶錄，信奉說真話，寫真情，不溢美不諉過。我們作為第一代中關村創業者歷盡了坎坷，應該說我們中間成功者、不成功者，甚至失敗者都共同書寫、見證了中關村的發展和創業輝煌。在聚會上，大家都互道珍重，祝福健康。
后來我幾次從南方回到北京，但老樓已經病得很重了。我專門去他家看望，他一直以樂觀的心態對待自己的疾病。
去年年底，我回京參加昭廣市長主持的《鋪路石》一書發布會時，才知道老樓已去世了，我深感悲痛。老樓胸襟坦蕩、剛正不阿，崇尚說真話，做老實人，待人真誠。在老樓去世百天之際，我深為失去這位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惋惜。我們第一代創業者相會春天酒樓的合影，成了我們永久的紀念。他對中關村的熱愛，他的真誠、與人為善的品質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
大家說，樓濱龍就是中國的“喬布斯”。2011 年，喬布斯走了，樓濱龍也走了。喬布斯的去世引起全世界為之震動，也引起中國方方面面的反思；中國為什么不能出“喬布斯”成為大家關注的問題。而在最可能出“喬布斯”的中關村，制度環境卻比硅谷相差很遠。中關村，要走的路還很長。
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秘書長陳慶振感慨道：“我們的改革遠未成功，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遠不完善，我們不能停步，還要發揚中關村精神，還要推動。”
中關村不會止步，創新不會止步。
“要當大款的，就不要來了”
追憶樓濱龍，就必須要從上世紀80 年代談起，那個年代對樓濱龍來說是一生的轉折點，對中國亦是如此。
當中央提出將發展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的春風，也悄悄吹進了校園。各大高校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向市場、推向社會，促進經濟發展。
但當時的高校，都或多或少有經費上的困難，做課題、去外地開學術研討會，甚至連使用計算機都要向學校交費，費用從課題經費里出，如果沒有錢，就無法深入地搞科研。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學校就需要更多橫向創收。
1984 年11 月5 日，北大科技開發部應運而生。
當時，北大規定各系一律不許創辦公司，校辦企業的創辦任務自然而然落在了科技開發部。
時任北大校長的丁石孫動員當時北大橫向創收成果最大的樓濱龍說：“我們北大現在就缺乏企業家，你下海試試。”于是，1985 年10 月15 日，北大宣布成立北京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決定聘樓濱龍為北京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總經理，黃祿萍、黃晚菊為副總經理。北大并沒有為企業注入資金，只是提供3 萬元的開辦費，并由學校財務處負責公司財務的報銷手續。也就是說，實際上并不是給公司3 萬元的現金，而是提供一個可供支配的最高額度，由運營企業所產生的費用，須填寫報銷單，經由樓濱龍簽字后，從公司在學校財務處的這個專用戶頭報銷。這與1988 年清華大學為清華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提供150 萬元的啟動資金相比，實在懸殊，異常艱苦。
于是，在北大未名湖北岸的健齋一樓，北京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開始運行，它就是北大方正的前身。
雖然國內從1958 年開始就有校辦工廠，但是，作為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是全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校辦企業。和當時清華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一樣，創辦處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在響應國家科學技術面向經濟建設的號召的同時，又解決了學校科研與教學的現實問題。
北大科技開發總公司成立后，開發部從學校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各系篩選科研成果，相中了王選教授領導的計算機研究所承擔的國家項目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研究成果。當時總共只有3萬元的開辦費，公司要運營，就必須考慮收入來源，考慮如何生存下去的現實問題。
1986 年春，北大科技開發總公司組建漢字字模開發部。為了做字模，公司在馬連洼以每月50 元的租金租了一套民房作為工作用房。北大職工子女、馬連洼村農民子女都被拉來工作，甚至“到馬路上去找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比如安徽的小保姆”。這樣，一個由十幾個人組成的字模工作組成立了。
在開發字模的同時，北大科技開發總公司也接一些科研工作來做。“賺的都是小錢，一個項目也就萬兒八千元的，很苦，壓力也很大；萬一項目失敗了，就什么都沒有了。”
1986 年6 月10 日，北京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發放了1600 元的上半年獎金，獎金名單上總共有7 個人。樓濱龍和黃祿萍250 元，其中還有150 元是補上一年的獎金，副總經理黃晚菊400 元。北大方正集團原總裁晏懋洵回憶說，“那時北大剛評的教授是220 元，副教授大概是170、180 元。老 樓經常跟我們講，我們比剛評的教授或副教授拿得高一點就知足吧。可是當時我們一年為學校凈賺幾百萬。”
樓濱龍一直對所有參加創業的人說，“我們這是一個大舞臺，辦企業，就要有責任，想當大款、掙大錢的，就不要來了。”
1986 年2 月4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六號文件，要求各高校辦公司在名稱中不要冠以學校的名字。因此，1986 年8 月21 日，北京大學科技開發總公司在運行了近一年之后，才辦理了工商登記，正式注冊公司名稱為“北京理科新技術公司”，經濟性質為全民所有制，法人代表為樓濱龍。
為了能夠進一步緩解生存壓力、實現原始積累，北京理科新技術公司在成立之初也參加過中關村計算機銷售的淘金大潮。公司下面成立了“北達科技服務部”，于1987 年7 月21 日在海淀工商局辦理并領取了營業執照，全稱為“北京市海淀區北達科技服務部”。那時，北大從學校財務支出30 萬元，公司用這筆錢進了一批散件，在北大西南側43 號學生宿舍樓一樓，一個堆煤用的文藝室里組裝出來一批“雜牌”電腦。當時的中關村，真正能住宿的、較大的旅館只有頤賓樓（現科貿電子城(600658,股吧)所在地），于是大家都去頤賓樓挨戶敲門，推銷產品。
“雖然我們的環境條件差，但我們企業背靠北大的牌子。當時跟人介紹的時候，說是北大計算機，遠道而來的客人就愿意去聽聽、看看。”那個時候，工作人員晚上到頤賓樓去拜訪，白天將客戶帶到北大學校里去看產品、看演示。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三四個人一個月的銷售額就達到10 萬元。
雖然“方正”這個品牌的歷史和激光照排系統緊密相連，但計算機銷售為北大校辦企業的起步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也奠定了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方正集團業務發展的主要方向。
“我是老師，不是企業家”
第一代中關村創業人，用段永基的話來描述，是“外斂而內張”的。他們很多都是大學教授、知識分子，這些人沖破舊制度“下海”，本身就是對體制、文化、自我的挑戰，他們也具有一種知識分子特有的責任心和氣概。所以，雖然當時賣計算機利潤很高、資金周轉的速度也很快，樓濱龍、黃晚菊等技術出身的公司管理層還是一致認為“公司不能搞純粹的倒買倒賣，那就真成‘倒爺’了，要堅持成果轉化的指導思想。賣計算機是因為沒有飯吃，是為了解決公司創辦初期的生存問題。
為什么北大自己的企業不能自己生產和銷售？”
1987 年，當山東濰坊計算機公司生產的華光Ⅲ型激光照排系統在《經濟日報》成功試用，王選的激光照排技術基本達到可產品化、產業化的階段。于是，時任北大科技開發部副主任的陸永基和公司總經理樓濱龍為了爭取到公司的銷售權，拜訪了當時四機部計算機局局長廖幼民，希望北大公司能夠參與激光照排系統的生產和銷售。在等待了兩個多小時終于見到廖幼民后，卻遭到了拒絕，“你們可圍繞照排系統做一些實際應用開發，可以為用戶培訓操作人員，讓用戶使用好設備嘛！”對此，樓濱龍說：“我很不甘心，如果只做培訓，辦培訓學校就可以了，又何必辦企業呢？”
1988 年，社會情況好轉，各大學都在開辦合資公司。樓濱龍向工商部門申請，把“北京理科新技術公司”更名“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
1988 年5 月6 日，海淀工商局正式批準，將“北京理科新技術公司”更名為“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終于使公司獲得北大巨大的無形資源。
1988 年初，北達服務部也并入了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電腦部。
1991 年，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的激光照排系統采用“方正”作為商標和品牌，市場上也就同時出現了“山東華光”和“北大方正”兩個品牌的激光照排系統。“北大方正電子出版系統”由于名聲大、產品穩定，市場開拓非常快，漸漸取代了公司的名稱，“北大方正”有了更大的社會知名度和美譽度。于是，1992 年公司籌建集團公司時，就順理成章地將公司名稱改為“北大方正公司”、“北大方正集團”。
“王選在技術上非常敬業，而且他不滿足于研究成果寫文章了事，花很大精力將成果推向市場。”
樓濱龍高度評價了王選教授的貢獻。激光照排技術能夠獲得推廣，改變了我國印刷行業落后的局面，告別鉛與火，是方正的貢獻。
“我是老師，不是企業家。”這是樓濱龍對自己的定位。
2008 年，中關村科技園區成立20 周年，一項關于中關村歷史功勛人物和產品的大型調查結果顯示，方正激光照排系統入選成為“中關村十大歷史功勛產品；而“方正”則是“中關村二十大影響力品牌”之一。
“做企業，要先做人”
方正一直秉持誠信、公平、合理的原則。
樓濱龍說：“與其說這是個商業觀點，不如說是為人之道。”當時，在與《寧波日報》談合作時，樓濱龍進行了前期的溝通，后期由員工跟進，然而簽合同之后，樓濱龍發現合同金額多收了十幾萬元。“我認為這是不行的，對待所有的用戶我們必須公平、誠信。”因此，在合同已生效的前提下，方正采取增加設備的方式，為客戶提供了物超所值的產品和服務。
北大方正集團創始人之一的陸永基回憶說，早在創業初期，海關總署就聯系過樓濱龍，請他去當科技司副司長。“但老樓他忠于北大，下決心留了下來。”樓濱龍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做企業，要先做人”。雖然并不懂得市場營銷的理論，但在產品推廣的時候，樓濱龍卻憑借自己的胸懷和氣度，在競爭中為方正激光照排系統打贏了一次又一次的“戰役”。
樓濱龍帶領的方正有著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傳統。創業之初，企業困難，員工們也很艱苦，當時的方正雖然從來沒有發過加班費，但人才成長情況卻是中關村數一數二的。樓濱龍對下屬、對家人，從來都是不慍不火，但所有人都覺得“他有一種無聲的力量”，在默默地團結和激勵大家。
公司里，同輩的人叫他“老樓”，年輕人叫他“樓老師”，沒有一個人叫他“樓總”。就這樣，在老樓手下“造就了一大批中關村人”，比如后來創辦新浪的王志東。
1992 年，在方正發展得最好的時候，樓濱龍因行政原因悄然離開了方正。
北大方正集團創始人之一的陸永基說，“老樓做事從來沒有響亮的口號，但卻踏踏實實做好每一步，從平凡和普通的工作中，更顯出他的高大和睿智”。他的另一位創業伙伴、北大方正集團原總裁晏懋洵說，“老樓優點是寬容，缺點是太寬容”。而當時在與北大一路之隔的清華大學里，清華紫光股份(000938,股吧)有限公司原總裁張本正也因為樓濱龍而壓力重重，“那時有句話叫‘北大一枝獨秀，清華滿園清清’，理工科為主的清華眾多企業都辦不過方正，我們非常有壓力，對樓濱龍我一直是仰視的。”
國家科委原副主任吳明瑜則評價說，“樓濱龍的精神，是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的精神，現在這種精神已經找不到了。企業、國家有樓濱龍這樣的人，夫復何求？”
樓濱龍，是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吃苦耐勞、兢兢業業的典型代表，“做起事業就停不下來”。
2005 年，李國光、于維棟、彭樹堂和樓濱龍還冒著38℃的高溫到西安調研。他們還笑稱，“四個人加起來都超過250 歲了還這么跑”。
在樓濱龍逝世百日的追思會上，兒子樓競輝說，父親去世前一天在ICU 躺著，將在座90% 的人的名字都念叨了一遍。并且說，“我這輩子最大的收獲，就是有這樣一群好朋友、好戰友”。之前，樓濱龍就已經準備好身后事，一再叮囑家人，這是自己家里的事情，自己家人辦就可以了，至于老朋友們，打個招呼即可。
現在的中關村，已經今非昔比，但仍舊需要樓濱龍這樣的人，這樣的精神。時光在流逝，而中關村精神不會被抹去，樓濱龍的名字，更應該被永遠銘記。
當年，對于自己，他只有一句評價，“我不見得是個企業家，我相信有點悟性的人坐在這個位置上都可以做好。”這就是方正的創業者、“不議他非，不談己功”、凡事都能泰然處之的樓濱龍。
（感謝彭樹堂、周熙檀對本文的貢獻）
沒有企業家精神，科學變不成生產力
＋文／本刊記者 韓雪
嘉賓：吳明瑜 國家科委原副主任
張景安 《科技日報》原社長
于維棟 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原副主任
林京耀 中共中央統戰部原研究員
段永基 四通集團董事長
晏懋洵 北大方正集團原總裁
陸永基 北大方正集團創始人之一
陳慶振 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王德祿 北京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
陳慶振：上世紀80 年代初期，中國科學院、北大、清華等科研大院大所和高等院校中的一批知識分子匯聚在中關村，創辦了一批科技型企業。
當時的政策、環境與現在無法相比，但他們憑著一股科技報國、產業報國的勇氣，在各級領導甘冒政策風險的大力支持下，全身心的投入改革大潮，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形成和興起中，功不可沒。三十多年后，這一批最早的中關村創業者大都退出了公眾的視野，有些已然離世。今天，追憶這些企業家和改革者，實際上也是在追思那個不平凡的年代，追溯那段官員和企業家如何在政策不完備的情況下，冒著政治風險，一起推動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的軌跡，再次堅定改革的勇氣和方向。
突破舊體制，實現行業內顛覆性改革，沒有企業家不行
于維棟：中關村第一批企業家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有兩個重要貢獻：
第一，這批人從曾經的知識分子到科技企業家的轉化，是對我們舊制度的一個沖擊。一個制度的建立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破壞舊的制度，二是在破壞的過程中建立新的制度。我認為現代化首先是破壞舊制度。因為不破壞舊的一套制度，就無法向新制度轉化。中國的改革開放，破壞舊的任務是很艱巨的，他們經歷的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但三十多年過去了，舊的制度其實還沒有徹底破除，包括在教育、科研、經濟中的舊的模式還需要繼續破除，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
第二，這批人最早致力于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將科學與產業結合起來。其中樓濱龍是最成功的一位企業家，他最早實現了中關村的自主創新，現在的說法是原始創新。他領導的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項目屬于原始創新產業化，雖然在對世界的影響方面他比不上瓦特，但我認為激光照排與瓦特發明的蒸汽機應該是一樣的性質，都屬于原始創新。
關于科技成果創業產業化，我個人認為要有三個條件：一是技術本身要成熟，這是發明家、技術專家的任務，蒸汽機不是瓦特發明的，但瓦特解決了兩個關鍵問題，他把熱值大大提高，同時把單項的纖體運動變成圓周運動，使其能用于火車等先進工業；二是要有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三是要有優秀的企業家。
這三個條件里，最關鍵的是企業家。蒸汽機發明的過程也證明了這一點。瓦特從發明出蒸汽機到實現產業化用了二十年的時間，而產業化的關鍵是企業家博爾頓。所以，當時蒸汽機的專利瓦特只占1/3，博爾頓占2/3。相比，樓濱龍將激光照排技術產業化了，但無論是工資還是專利都沒得到。這是由我們的政治環境決定的，不是某個人的責任。應該說，在西方，這種產業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也經歷了幾百年，其中的酸甜苦辣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都是必然。現在我們依然要大力推進國家的創新成果產業化，國家在體制改革、新體制形成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要繼續突破，繼續改革。
張景安：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取得了這么大的成就，離不開在中關村奮斗的大批知識分子。
中關村一直是改革開放的主戰場，像樓濱龍這樣的第一批創業者對中關村改革的功績更是不可磨滅。作為一個政府官員，我覺得對他們這些創業者，我們虧欠太多。他們付出了這么多，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中關村這些企業家的改革精神，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當然除了創業者，還有一股力量在推動中關村改革的前進。當年很多政府官員和領導，比如吳明瑜主任，他是鄧小平在科技大會上講話稿的起草人，也是最早提出應該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無所畏懼、探索真理的環境，為此他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仕途。這些歷史都會記住。這一代人是改革大潮中最鮮艷的一朵浪花。
段永基：追思作為中關村第一代企業家代表的樓濱龍，是為了繼承和發揚他的精神。大家都記得老樓溫文爾雅、謙謙君子的形象。事實上，在溫文爾雅的外表之下，他是外斂而內張的人，充滿了挑戰精神。沒有挑戰精神，中關村的第一代企業家們怎么不留在學校里當教授？留在科研所里多舒服。在那個年代，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會看得起企業家和經商的人嗎？我記得當初我下海到“四通”的時候，我兒子正好上小學，需要填寫家長的工作單位，我就不敢讓兒子填我，因為那時候只有“兩勞”人員才去搞私營企業。當時人們的思想是那么保守，所以敢于放棄國企、學校、大研究所的身份，下海創辦企業，本身就是一種挑戰，是對體制和文化的挑戰。第一代中關村創業者都有這種挑戰精神，所以我們追憶逝者，更要繼承和發揚這種挑戰精神。
我不贊成說這一代中關村創業者“無怨無悔”，無悔是對的，但無怨不對。如果無怨了，也就放棄努力，放棄挑戰，失去開拓進取的精神了。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很大的悲哀。我們奮斗了三十多年，離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多遠？我呼吁經濟學家們論證一下，市場經濟體制到底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還是以民營企業為主？從軟件上，市場經濟體制有沒有自己的文化，是不是要自由創業、公平競爭、法治社會、民主政治這些基本要素？所以我不覺得這批創業者應該無怨無悔，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為什么還要無怨？
最近美國出了一本書講“中國改革的阻力來自哪里”，里面提到中國改革的阻力很重要的一部分來自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和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這類群體有兩種心理，一種是我們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我們不能再犯錯誤，我們必須老老實實的享受我們賺到的錢；另一種是將胡雪巖、盛宣懷作為畢生奮斗的目標。真正像樓濱龍這樣的中關村老一代企業家所具有的挑戰精神是難能可貴的。景安說的是有良心的官員的真心話，對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改革者，我們有所虧欠，希望這能成為政府的主流意識。
近來，一位年輕企業家與我聊天時說，當年你們創業的時候，雖然計劃經濟體制非常嚴厲，但從上到下都有一股力量要沖破體制障礙，但現在卻看不到這種向前推進改革的力量。所以，我認為中關村的第一代創業者應該老驥伏櫪，除了發揚知識分子謙謙君子、溫文爾雅的優點外，還應該繼續推動體制改革，擁有推動社會進步的熱情和干勁。
吳明瑜：我在科技部工作很多年，今天聽到大家在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坎坷和困難，覺得有愧。
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夠，很多問題到現在都沒有解決。我很贊同大家的基本觀點，就是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的精神需要弘揚，這也是我們現在所缺乏的。以前國家提倡科學精神，每年各種呼聲都很高，現在也設立了“國家科技最高獎”，但對企業家精神的提倡太少。沒有企業家精神，只有科學家精神，科學是變不成生產力的。
英國在科學方面很發達，英國僅劍橋大學一個學校就有二十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英國的經濟狀況卻越來越不好。為什么呢？如何把科學轉化為生產力，這是多年來一直困擾英國的問題。我曾在上世紀70 年代末期到英國考察，英國人承認，就這個問題美國比英國強很多。
我們中國也一樣，有偉大的科學家固然重要，但要把科學技術轉化成生產力，突破舊體制，實現行業內顛覆性改革，沒有企業家不行。在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創業的時代，我們忽略了企業家精神，我覺得科技部門工作的官員是有責任的，改革尚未成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關村的第一代創業者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但最后的結果并不是很理想。對此，我贊成段永基的話，不要無怨，也不能怨天尤人，要奮斗。
溫總理說一息尚存，還要改革，要奮斗到底。
中關村沒有解開的“所有制之結”
王德祿：2011 年美國硅谷最大的事件是10 月5 日喬布斯去世，而中關村發生的最大的事件是12 月17 日樓濱龍去世。這兩件事意義各不相同，喬布斯因為改變世界而聲名鵲起，樓濱龍因為產權問題而在創業成功后黯然離去。
喬布斯的去世也引起了國內的各種反思，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喬布斯”成為焦點議題。在最可能出現中國“喬布斯”的中關村，制度環境與硅谷相比，差距太大。樓濱龍去世后的反應，充分說明了這點。樓濱龍的悲劇是中關村一直沒有解開的“所有制之結”。最近幾年，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紛紛退休，中關村所有制之結因此也暴露得十分充分。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退休后，沒有股權不能做天使投資人，不能把自己的經驗傳承下來，致使中關村創新鏈條中斷了。在國家要建設創新型國家，中關村要建設自主創新示范區的情況下，這個矛盾日益突出。
從中關村的角度來看，樓濱龍與方正是中關村“所有制之結”的典型案例。在中關村發展初期、電子一條街的時代，北大、清華、中國科學院都站在了科技體制改革的前沿，鼓勵下海創業，在市場中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偉大實踐。因此科學院出了聯想，清華出了紫光，北大出了方正。
聯想創辦之初，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所拿出了20萬；方正成立之初，北大出了43 萬；紫光成立之初，清華出了100 萬。如今這三個企業都創業成功，成為中關村的龍頭和代表企業。雖然這三家企業的創業者命運各不相同，但都為“所有制之結”所羈絆：中科院和聯想經過了復雜的創新過程，主要是采用了高技術企業普遍采用的激勵制度，讓聯想的創業者柳傳志等有了股權。雖然稱不上股權合理，但創業者拿到股權使聯想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紫光的總裁張本正熬到了正式退休，拿了退休金，但沒有股權；但是方正的樓濱龍不但沒有熬到正式退休，更是在創業剛剛成功時就被行政的力量拉下馬。樓濱龍事件是典型的中關村事件，在世界范圍之內，創業成功導致落馬都是十分罕見的。
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創業是其中的關鍵環節。所以說，為創業提供的資金往往被稱為天使資金。這種天使投資在創業成功后企業的股權結構中占的比例往往很小，最多10%。
中科院為聯想創業拿出的20 萬，北大為方正創業拿出的43 萬，清華為紫光創業拿出的100 萬，應該理解是天使投資，最多可以理解成是風險投資。
但不管是天使投資還是風險投資，一定是創業者占大股，投資者占小股。聯想、方正、紫光創業時，中國的《公司法》還沒有出臺，這些企業應稱為“法前企業”。中國之后進行了企業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直到現在中關村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中又提出股權激勵。為什么那么多國有企業經營者都獲得了激勵和上千萬的薪酬，而中關村第一代真正的創業者卻什么都沒得到。這難道是公平嗎？
我覺得樓濱龍在中關村的意義遠沒挖掘出來，應該引起更多人的反思。第一，樓濱龍是中關村科技成果轉化第一人，是通過創業使得科技成果走向市場；第二，樓濱龍創業成功后卻下臺了，這集中反映了中關村“所有制之結”的制度環境；第三，在中關村自主創新示范已經推進了四年之際，很多國有企業拿到了股權激勵，但樓濱龍依然沒有享受到任何創業成功的成果。第四，2011年硅谷喬布斯去世，而中關村的樓濱龍去世。這意味著什么？難道中關村的“所有制之結”就永遠解不開了？當時的北大校長動員樓濱龍下海時說：我們北大現在就缺乏企業家，你下海試試。成了，就成功了；不成，就犧牲了。結果沒想到，方正成功了，樓濱龍卻犧牲了。
張景安：關于股權問題，最近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布了一個報告，其中講到一個中心思想：未來30 年，中國的國企中相當一部分應該退出壟斷領域，這關系到中國經濟未來20-30 年的發展。但也有一批人不同意，這就牽扯我們中關村第一代企業家沒有得到創業股，王德祿提出了后補給這些創業者創業股的想法。
我們也一直在研究風險投資，其實我們同意王德祿的觀點，我們相信后補創業股是能夠激勵中國的創業和創新動力(310328,基金吧)，能激勵中關村的企業家精神的，這種企業家精神非常寶貴，值得我們薪火相傳。
還有一點，中關村的創新是原始創新產業化的樣板。有些人批評中國的山寨文化，其實日本當初也是山寨盛行，整個東南亞都有很長一段山寨文化的歷史。目前，我認為存在三大問題：壟斷、創新和知識產權，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壟斷。不過中國的壟斷相當復雜、相當嚴重。國有企業壟斷資源，阻礙了創新，壟斷問題不解決，就沒有公平的競爭環境，也就無法激勵創新。要使國家經濟發展有持續的創新力，主要不是靠政府是要靠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
吳明瑜：我多次提起過與教育有關的兩件事，一直讓我耿耿于懷。第一件事就是紀念清華、北大百年的時候，為什么不總結一句，當年清華、北大、人大三個學校共打倒了一千五百多個右派。
我覺得這是一個遺憾，我們不講，也不寫進校史。我反思了一下，其實我們的政府對待這個問題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首先要淡化處理，其結果就像溫家寶總理講的，再來一次文革都是有可能的，對此我深感遺憾。第二件事，北大方正、清華紫光、清華同方等等，從這些名字一看就都是國營企業，沒有徹底擺脫計劃經濟體制。什么時候只叫方正、紫光和同方，才是改革的一大進步。
我覺得有愧，當時在政府工作有很多事情不了解。當年股份制改革開始不久，我就退休了，現在弄成一個夾生飯的結果。但是現在我們不僅要批評，還要促成政府改革的進步。我認為，目前總的形勢，高層還是要繼續推動改革，雖然沒有1992 年南巡那么有力度，但是多少也能看到一些新的氣象。只是希望這些新氣象不要讓我們失望。
晏懋洵：其實名稱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叫方正集團、紫光集團了。但早在李嵐清主管的時候，他就提議不要由學校管理資本，但最終沒能獲得推進。但是名稱變了，不代表管理體制就改了，管理體制的深層次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陸永基：體制改革不了是因為校長不同意。就比如說我現在每個月有5300 多元的退休金，其中2000 多元是學校也就是財政發的，還有2000多元是靠自籌，而學校自籌部分也就是公司埋單。
所以，學校每年都會去商量企業怎么給錢、他們怎么發錢，這是一個體制的問題。
現在核心的問題是國有企業如何改革，應該提出一些具體的辦法。1992 年老樓離開方正的時候，留下了2 億的凈資產，過了十年就只剩下2000 萬。
而現在的方正集團銷售額500 億，占全國高校企業第一位。現在方正集團的公司結構很理想，40%是北大的股份，30% 是職工的股份，還有30% 是老板的。公司持股會由老板掌握，但大方向由北大管。
這里我想到的問題是，我們國家的國有企業完全變成私有不可能，應該采取的辦法就是公私合營。當然不是都像方正集團這樣30% 歸老板，要加一句話，私人老板進入國有企業，財產是公開的，而他賺的錢85% 進入社保基金。
林京耀：這個話題讓我想起幾年前關于民營企業“原罪”爭論的事情來。那時，有人給民營經濟創業者和企業家加了一個罪名——原罪，認為他們拿到的第一桶金有“原罪”，這在當時引起了比較大的爭論。對于強加給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帽子，我當時心里很難受。今天我更加覺得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沒有原罪，而有原功。至于有的民營企業在創辦企業時有違法違規的行為，那是另外一回事。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科技企業把一些技術發明轉化為產品、形成產業，甚至造就了一個行業，功勞非常大，怎么說是原罪呢！讓民營企業家背負了這樣一個一輩子的罪名，怎么向子孫交代呢？雖然經過激烈的爭論之后，有些搞理論的人不再堅持了，這個問題也就基本上解決了，但我們還是要警惕。對于民營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來說，需要形成更好的體制，因此新的體制創新是最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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