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再分配成效更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部長 葛延風
通過完善市場機制來緩解初次分配領域的矛盾，是基礎，但面臨很多挑戰。對中國目前來講，完善收入再分配可能更有價值。
相比之下，強化收入再分配可以更快地取得成效，理由如下：一是收入再分配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動員能力，這方面中國有獨特優勢；二是在政策方面，有相對更加成熟的國際經驗可借鑒；三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些年，國家財政能力大幅度增長，為完善收入再分配提供了有力的經濟支撐。
從我國這些年的發展實踐來看，應該說在收入再分配制度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援助性再分配全面推進，比如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全覆蓋；保險性再分配穩步發展，迄今為止已經建立了針對幾乎所有類型城鄉居民的基本社會保險制度。其他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公共服務和福利也全面推開，比如義務教育走向免費，公共衛生領域越來越多項目免費向老百姓提供。
基于上述努力，各領域的民生都在大幅度改善，但是，還有很多不足，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是對高收入調節力度明顯不足，到現在所得稅仍然以工薪階層為主，遺產稅等稅種空缺。二是對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水平總體上還是偏低的。三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各種公共服務的制度不統一，保障水平差距過大。四是一些公共投入更多的是中高收入群體受益了，低收入群體并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下一步，完善收入再分配，既要完善宏觀體制改革，也要注重微觀的制度建設。從宏觀層面看，需要進一步調整稅收制度；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更多投向民生；完善財政轉移支付，縮小地區差距等。從微觀層面看，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降低個人自付比例；完善定價機制，讓公共投入真正轉化為公眾的福利；完善對公共服務機構的管理，避免利益目標沖突等。
此外，還要鼓勵社會力量，發展社會公益事業，對政府主導的收入再分配形成補充。
突破口為提高勞動收入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鄭永年
家庭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均，帶來許多負面社會效應。比如，老百姓幸福感下降，不同群體間矛盾凸顯，對社會分配不公的不滿以及對社會階層固化的擔憂等，這些因素構成了和諧社會的隱患，還必然影響中國長期的經濟增長。
值得慶幸的是，各級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且采取不同方式，例如擴大保障房、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險等社會福利支出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來減輕收入差距的負面影響。
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可以說是在跟時間賽跑。如果改革成功，中國不但會進入更均衡的增長軌道，而且能夠維持社會的長期穩定；如果不成功，則將面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危機。
改革千頭萬緒，從哪里入手呢？我認為，調整收入結構的一個比較順其自然的突破口就是調整勞動者收入，加大勞動報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借助勞動市場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廉價勞動力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但是當這種優勢發揮到極致，而不能及時實現轉型時，廉價勞動力就會成為中國的劣勢。
沒有勞動方的壓力，技術進步不會那么快。在任何國家，資方沒有動力主動提高勞動者工資，只要有利潤，資方也缺乏追求技術進步的動力。因此，提高勞動者工資，將促成資方通過技術創新和提高管理水平來對沖人力成本。
要實現勞動者收入提高的目標，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標準是絕對不夠的，必須重新考慮工會的作用。允許工人發揮更多的主導作用，而政府扮演好仲裁者的角色，這樣在當前勞動力市場開始從“買方市場”向“賣方市場”的轉型過程中，工人就可以迅速提高自身的經濟社會地位，促進勞動收入的逐步提高。
當然，提高勞動者收入，只是改革的突破口之一，還需要其他配套改革才能夠全面改革分配體制，進而引領整個經濟結構的改革。
制度要保障機會均等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中國如果要實現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并且保持強有力的宏觀經濟水平的話，就需要這么做：增加國民財富直接分配給家庭的比例，促使公民獲得更好的社會保障，提高社會經濟的流動性。對中國來說，若社會流動有太多限制的話，會帶來人力資源的浪費并造成一些社會問題。
要實現上述目標，需要相關機制建設。
首先談談稅制。我認為，財產稅需要進一步改革。它不光可以改善收入的分配，同時也能夠帶來更好的經濟穩定性。
其次，政府還要加大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全世界有一個共識，就是要建立一個機會均等的制度。因為如果機會不均等的話就會產生很大的社會成本。首先會導致勞動力的效率降低，其次也會影響社會的凝聚力。機會不均等的一個例子，就是在教育方面，農民工子弟享有的資源相對不足。
第三，盡最大可能提供就業，力爭實現充分就業。失業意味著資源的浪費，同時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社會影響。
第四，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否則當市場失靈出現并傳播開時，會帶來很大的交易成本。
中國現在應當在自身的實踐中總結經驗，并且從其他國家一些錯誤中汲取教訓，來設計更好的改革方案。在未來，中國政府應該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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