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學研合作是促進技術創新所需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是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的保障。在中關村一系列先行先試政策的導引下，北京理工大學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和模式進行了多種有益的探索和嘗試：開創性地提出產學研師合作模式；將學科性公司納入學校科研體系中。科技成果轉化在這里有了新路徑。
從30人到300人
戴斌很忙。他身兼北京理工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和北京理工雷科電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理工雷科”）董事長兩個職務。
在采訪他的1個半小時里，被向他請示工作的電話打斷多次。記者刻意數了一下，他一共接了11個電話，打出1個電話。他十分不好意思地說，“因為今天與記者約好了采訪，特別提醒工作人員盡量少打擾”。
戴斌打出的惟一電話，給記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個電話是他打給理工雷科綜合管理部經理張靜的。“三層那間80平方米的房子，房號是301嗎？讓出來吧。”戴斌向記者介紹，理工雷科的辦公用房又不夠了。他戲言，“張靜這兩年沒干別的，就兩件事：找房子、裝修，招人”。
記者了解到，理工雷科從注冊時的30人，發展到現在已擁有員工200多人。今年，員工數將突破300人。隨著員工數量的增長，理工雷科對辦公用房的需求與日俱增。
兩年前理工雷科成立時租用的經營場地位于理工科技大廈的三層。戴斌說，“當時那間辦公場地的面積是370平方米，公司的許多人都覺得太大，用不了。結果裝修完剛搬進去就不夠用了”。
如今，那間370平方米的辦公室僅僅是理工雷科的一個部門，理工雷科的經營場地已占用了理工科技大廈5個樓層、9個地方，總面積超過了3000平方米，已成為北京理工大學科技園里占地面積最大的企業。
2014年計劃上市
員工數量和辦公面積激增，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是背后的強大支撐。以北斗衛星導航和民用雷達及高性能信號處理產品為主項，去年理工雷科實現產值7000萬元，今年預計產值將達到1億－1.5億元。
戴斌分析認為，中關村示范區股權激勵等先行先試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據介紹，去年底理工雷科完成了股權激勵的全部工作，讓北京理工大學成為中關村示范區第一個實施科技成果入股股權激勵的高校。
截至2011年12月31日，理工雷科的注冊資金由成立時的100萬元變成了2000萬元，總資產達到了3900多萬元，其中的無形資產達到了600萬元。
通過實施股權激勵政策，理工雷科的上市計劃進入了快行道。戴斌告訴記者，他們計劃在2014年上報企業上市的相關材料。
戴斌提到的股權激勵政策是2009年3月，繼國務院批復北京市建設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體制機制改革和先行先試后的又一次全新探索：在中關村示范區內開展股權激勵試點工作。
這個政策依據的文件是《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實施辦法》。這為北京理工大學的體制機制創新奠定了政策基礎，隨后北理工科技成果轉化管理辦法、學科性公司管理辦法等學校規章也相繼出臺。
提出校內二次分配制度
在這之前，國家也出臺了很多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的獎勵政策。“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些政策很難去執行。”戴斌告訴記者，股權激勵并不是新鮮事物，但中關村示范區的股權激勵政策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上，除了給出政策和法律的環境保障，在實際操作中也更容易去實施。
從戴斌的角度，感受最深的是出臺政策之前中關村就已協調好相關部委和部門，讓政策的執行能夠很好的落地。得益于此，理工雷科的工作開始了快速向前推進。
“之前，高校為什么在產學研合作中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成功的產業合作少，這其實離不了利益主體的問題。”戴斌認為，中關村示范區的股權激勵政策是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和諧的重要體現。而科學發展不不能回避利益驅動機制和忽視利益分配的問題。股權激勵政策則很好地解決了利益分配，讓教師能夠以科研成果這一無形資產分配到股權，在實踐中，這對調動教師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和轉變觀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北京理工大學提出的通過校內的二次分配制度，建立了對學院、學科組的股權激勵，為教師的成果轉化工作營造了和諧發展的環境。
“在理工雷科，有30多名員工持有股份，更重要的是在這30多人中，僅有6人獲得了股權激勵，而其他人員都是個人現金入股，這說明股權政策不僅僅是調動了教師的積極性，更反映出教師對政策的認可、對政府的信任。這個模式在北京理工大學校內影響很大，教師想做成果轉化的積極性空前高漲。”戴斌介紹，在北京理工大學，理工雷科并不是個案，還有北京理工華創電動車技術有限公司、北京京工大洋電機技術有限公司。
初現產學研師合作模式
“在產學研合作過程中，在‘學’方面真正地發揮作用的是教師。”戴斌告訴記者。在產學研合作中，如果不能給教師足夠參與的氛圍、參與的權利和獲得利益的機制，產學研合作則很難進行。
學校和研究所不一樣，學校教師的自由度非常大。如果教師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教師不是自己跑出去單干，就是和合作方鬧得矛盾很深，不歡而散。
北京理工大學經過調研和分析，果斷地把教師納入到產學研合作的鏈條中，提出了產學研師的合作模式。
“提法合不合適不好說，但表明了我們對教師的足夠重視。”戴斌認為，國家給的激勵政策和中關村的股權激勵政策，也是在肯定教師的作用，否則不會給教師獎勵和激勵。
在產學研師的模式下，北京理工大學考慮到利益主體的問題，還提出了把科技成果轉化的主動權掌握在學校手中、交到教師手中的自主轉化科技成果方式，理工雷科就是具象表現。
探究新模式的誕生，可以說是中關村示范區先行先試政策解放了北京理工大學的思想。“我們認為這只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中一種模式的探索。”戴斌說，這個模式并不是萬能的，要根據不同的項目、不同的情況以及成果轉化的不同階段來具體分析，理工雷科就是這樣一種嘗試。
全新科研體系破繭
體制機制的創新和股權激勵的成功應用，使北京理工大學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科研體系。
北京理工大學把理工雷科這樣的學科性公司視為一個學校科學研究的平臺。在學校去年的科技工作大會上，已把學科性公司納入學校科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單元。采取技術創新與知識創新分線實施，以理工雷科為代表的學科性公司面向技術創新；學科組、實驗室面向知識創新。技術創新以外聘人員為主；知識創新以學校的教師和學生為主。這打破了在科技成果的轉化過程中，由于高校人員編制和科研資金使用的規定，既缺資金又缺人員的瓶頸。
據統計，兩年來，體制機制的創新和股權激勵的實施，調動了教師的積極性，不僅使理工雷科得到快速發展，而且成果轉化好的學科組在學校承擔的重大項目數、研發投入金額、自然基金數、專利數、SCI論文數都增加50%。形成了公司與學科、技術創新與知識創新、成果轉化與科學研究互為支撐、互相促進、同步發展的局面。
“從另一角度說，學科性公司對教學和科研都是一個很好的促進。”戴斌舉例，經過對北京理工大學多年來科技成果轉化成功案例的分析，凡是科技成果轉化好的學科組和實驗室，其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全國，都呈現上升發展趨勢。
為何高校產學研合作成果轉化率低
■ 學校的核心任務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注重更多的是社會效益。企業的核心是經濟效益。
■由于產學研合作各方的利益主體不一樣，期待值也不一樣，各自的目標不一樣，必然會導致產學研合作過程中的理念、目標不一樣。如遇到與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相沖突，學校首先會選擇最根本的任務。
北京理工大學全新高校科研體系
■ 采取技術創新與知識創新分線實施、互為支撐、協調發展。
■ 以理工雷科為代表的學科性公司面向技術創新；學科組、實驗室面向知識創新。
■ 技術創新以外聘人員為主；知識創新以學校的教師和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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