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也是普通人
隨著107歲的貝時璋、97歲的何澤慧、100歲的楊承宗等人相繼離去，曾在中關村“特樓”居住過的第一代科學家們正在遠去，許多現(xiàn)代人已不曾聽說過他們的名字，對曾經(jīng)承載榮光的三幢“特樓”也無甚感情，有人甚至希望這里盡快拆遷，好豎起漂亮氣派的新樓來取代它們。然而不論世事如何變遷，三幢“特樓”里的故事將永遠流傳，就像他們的后人曾經(jīng)說過的那樣：永遠懷念中關村的朝霞和夜晚“特樓”里久久不曾熄滅的橙色燈光，它們淡定、醇厚，閃爍著人性美的光芒。
父親的自行車
趙忠堯：14號樓
趙忠堯1998年5月28日辭別人世，遺體告別儀式極其簡單，媒體上也沒有太多報道。事實上，這位曾住在14樓104室的物理學家主持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核物理實驗室，許多著名物理學家如王淦昌、錢三強、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等都是他的學生。
他還是世界上第一個觀測到正反物質(zhì)湮滅的人，是第一個發(fā)現(xiàn)了反物質(zhì)的科學家。這個成就足以使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然而瑞典皇家科學院卻把1936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在他之后測到正負電子循跡的安德遜。李政道曾撰文回憶，趙忠堯沒有獲得諾獎的一個原因是，當時西方對中國人是歧視的，認為中國不可能有杰出的科學家。
而對兒子趙維志來說，最忘不了的是陪伴父親大半輩子的自行車。“坐在父親的自行車上，我們幾個孩子漸漸長大。有一次，不知是他太累了，還是我變重了，他幾次都不能從后座跨腿上去。從那以后我就不讓父親再帶我了，但他又開始帶弟弟妹妹。到他70歲時才在我們反復勸說下扔掉他的自行車。” 無法忘懷的兩件小事
錢學森：14號樓
回國后不久，錢學森一家住進了14號樓201室，那時的錢永剛不過八九歲�；貞浽�“特樓”的歲月，有兩件小事讓他無法忘記。
1956年錢學森應蘇聯(lián)科學院邀請出國訪問，回國后將作報告所得全部上交，卻留下了蘇聯(lián)專家送給他的一輛兒童自行車，“那個時候，別看居住在三座樓里的都是科技界的精英，但是家里有兒童自行車的只有我們家和葉渚沛家。”結(jié)果這輛兒童自行車成為了鄰居小伙伴們惦記的玩意兒，“放學以后做完作業(yè)，不約而同聚在我們家樓下，看我沒下來。就在那兒喊‘錢永剛，錢永剛’，原來大家都想騎這輛車。”結(jié)果大家玩瘋了，到晚飯還不回家，害得父親滿世界去找。
那時地球物理學家傅承義也住在“特樓”，錢永剛與傅承義的兒子傅祖明是小學三年級的同班同學。一次傅祖明生病沒來上學，“傍晚時傅承義老先生來我家了，想問老師留什么作業(yè)好讓傅祖明補。我隨口告訴他語文有什么作業(yè)、數(shù)學有什么作業(yè)，可人家老先生說，這我哪兒能記住，要不把你作業(yè)本借來，讓傅祖明照著做。”
賣掉相機手表補貼家用
楊承宗:先13號樓后14號樓
1951年從法國巴黎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的楊承宗，全身心投入新中國原子能化學事業(yè)，為開創(chuàng)新中國原子能事業(yè)立下汗馬功勞。
在兒子楊家雷眼里，當年回國時瀟灑英俊的父親很快就因家里經(jīng)濟困難而傻眼了。因為家庭負擔重，楊承宗賣掉了自己帶回來的高級照相機、手表等東西以貼補家用。為了維持全家生活需要，他還不得不向同事們借錢。王淦昌就借給他們家錢，他拿了這筆錢為孩子們添置過冬穿的棉衣。
1998年中科院賣給職工福利房時，楊承宗的全部積蓄僅夠支付購房款的一成，余下部分需由子女湊齊。1994年冬天楊家雷回國探望他時，因樓里的暖氣不熱，把毛衣皮襖全穿上還是凍得發(fā)慌，“爸爸看出了我的窘相，走過來掀起他穿在外面的大棉襖，我看到他用一根寬布帶把里面的棉背心如同褲腰帶一樣地綁在腰間，爸爸指著寬布帶笑著對我說‘這是我的發(fā)明，可以保持身體暖和’。”這一年楊承宗已83歲。
2011年100歲的楊承宗去世。這位科學家直到去世都沒有評上院士。
王淦昌一家
中關村特樓
在中關村13、14、15號樓中，曾經(jīng)居住過60多位新中國第一代科學家。曾幾何時，他們的名字如日月般光輝，他們的成就如星辰般閃耀。有人稱，這三座樓可稱得上新中國科學事業(yè)的發(fā)端所在，是我國尖端高新技術科學的發(fā)祥地。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大師們的背影早已遠去，樓里大多為出租戶所居住。敲開門或拉住樓前散步的老者，問林镕是誰、鄧叔群是誰、戴芳瀾是誰，反應都是搖搖頭。據(jù)悉，三棟樓已被列入改造拆遷范圍，在前不久的北京兩會上，北京市科協(xié)團體提案，建議盡快將中關村13、14、15號樓作為科學名人群體故居予以保護。
如果不是刻意尋找，在中關村地區(qū)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那個名叫“科源社區(qū)”的地方。在距離車水馬龍的中關村一橋僅幾百米的地方，這個破舊而寂寥的小區(qū)與繁華喧囂的鬧市氛圍格格不入，就像萬花叢中的一株小草，完全被淹沒被遺忘了，早已生銹的鐵門，一塊白底黑字的牌匾，上面的“科”字斑駁剝落，只剩下“斗”字。冬日寒風中，13、14、15三座樓靜默地站著，一如它灰色而沉悶的外表，樓前小花園里一片殘敗。匆匆而過的行人沒有誰對這里多看兩眼。
“我居住的那個年代，這里是科學大師的集聚地，那時三座樓建成不久，洋氣得很。”中國科學院原辦公廳主任、72歲的柳懷祖說。
上世紀5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選址中關村，作為科研發(fā)展基地，除建設一批科研大樓做相關研究所使用外，還配套建設了數(shù)十棟住宅樓，作為科研人員起居之用。其中，在原中關村大道（即現(xiàn)北四環(huán)半地下隧道段）北側(cè)，中關村西一街以西，中關村第二小學以東區(qū)域，建起一批高研樓供高級研究人員居住，當中以13、14、15號樓內(nèi)部條件和外部環(huán)境最好，以安置海外歸來的著名學者和在國內(nèi)自然和人文各學科領域的知名科學家居住，被人稱做“特樓”。
那時的中關村還是一片種著小麥和白薯的農(nóng)田，1955年隨父母住進“特樓”的柳懷祖當時是一名高中生，在他印象中，那時中關村很是荒涼，荒草長得比小孩子還高，南邊還有很多墳地，而“保福寺”的的確確是座廟宇，后改成小學，正殿和偏殿都用做了教室。
相比之下，三座“特樓”條件好多了，13、15號樓呈“L”形如兩翼般東西而立，中間的14號樓呈“一”字形，樓前是座圓形的小花園，外面一圈是冬青，里面種著各種花草。一梯兩戶的屋子很寬敞，條件最好的14樓還鋪著木地板。
錢學森一家在14樓201室住了四年左右。錢學森兒子錢永剛回憶說，那時他們剛回國不久，早晨吃早飯時桌上擺著冒著熱氣的牛奶，媽媽讓他和妹妹喝，他倆卻不敢喝，因為在美國牛奶是涼的，不加熱，桌上的牛奶在兩個孩子眼中不像是“真”牛奶。他倆用英語交流著，被在一旁懂英文的朱兆祥叔叔聽到，引來大人們一陣大笑。那時爸爸工作特別忙，經(jīng)常一出差很長時間，連媽媽也不知他去了哪里，有時幾個月看不到人，回家時又常常穿著厚厚的大皮襖大皮靴，“活像我在畫冊上看過的愛斯基摩人”。
現(xiàn)在已很少有人知道，趙忠堯、童第周和蔡邦華曾被稱為“三只老虎”。這個外號來源于他們都出生于1902年的虎年，又碰巧在“特樓”做了鄰居。“特樓”里不僅學界泰斗薈萃，而且有的師徒同樓，如14樓里貝時璋的夫人是對門錢三強夫人何澤慧的老師，而住一層的趙忠堯又是錢三強就讀清華大學物理系的老師。
住在“特樓”里的這些大科學家又像是普通得再普通不過的人，柳懷祖還記得，那些叔叔伯伯在樓梯上遇到，就“老張、老王、老李”地打著招呼，“在街上走著，哪能看出他們是大科學家” 。
那時的許多故事，現(xiàn)在想起來簡直讓人難以置信。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生物物理學的奠基人貝時璋等4位學部委員每周都在院子里等一輛吉普車，去文津街的科學院上班；《中國植物志》的主編林镕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午飯都是包子——原因是他去食堂排隊總有人讓位，他故意去晚，學生又把飯端到辦公室，最終他只好夏天吃涼包子，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氣上，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林伯母每天早上五點就起來蒸包子”。
在兒子錢思進眼里，父親錢三強既是科學家，也是一位慈祥的父親，也是好外公好爺爺。在中關村小賣部門口，他每天按時排隊領取牛奶，一直到他最后一次住院前；在為中關村小學生辦的街道食堂里，他每天中午按時為外孫、外孫女打午飯；當女兒女婿不在家時，晚上他常坐在床邊給孫輩們講故事，直到孩子睡熟之后再繼續(xù)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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