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問,我們中關村離趕上硅谷究竟還有多遠,下一步該怎么走。關于這個問題,我很是同意《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中的基本判斷:“中關村是最像硅谷的”,以及“不是copy硅谷,而是與硅谷建立人脈”這一富有深刻內涵的戰略判斷。這本書的選題有點類似于暢銷書《激蕩三十年》和《浪潮之巔》,但其視角卻又很不同。學者王德祿與趙慕蘭長期關注中關村發展并多次親歷中關村重大政策制定,他們不同于其他學者多聚焦于硅谷與中關村兩地制度差異或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差異上,而是以全新的角度——硅谷與中關村之間的人脈網絡,來入手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硅谷對中關村的輻射力量,促進中關村的發展。在如今的全球化新經濟時代,當人才已經成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第一要素,跨區創業已成為重要的產業驅動力的背景下,這樣的研究角度對中關村及我國其他高新區的發展更具實用性及指導意義。
中關村是我們國家第一個國家級高科技園區,也是第一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按照國務院對中關村的要求,特別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中關村的下一步發展目標是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談到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人們總是第一個想到誕生了蘋果、Facebook、谷歌等改變世界的大公司的硅谷。硅谷是全球新經濟名副其實的領跑者以及創新創業最活躍的地區,吸引了許多國家和地區對硅谷區域創新模式的模仿和借鑒!豆韫戎嘘P村人脈網絡》向我們介紹了世界多個成功的創新創業集聚區的發家史,可發現它們是承接了來自硅谷的產業輻射。這些區域通過人脈的作用,將硅谷的留學生、技術移民、創業者轉變為促進本地區發展的跨區域創業者、產業組織者和投資人,繼而推動本地區對學習硅谷創新環境的再造,從而促進本地的快速崛起。這種現象在中關村也已發生。
我們知道,中國臺灣的新竹園區是學習硅谷成功的。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硅谷與新竹之間較早就形成了人脈網絡的基礎:二戰后留在硅谷的幾百人以及六十年代的千余硅谷移民。之后在印度班加羅爾也是一樣,最初的產業基礎來自于硅谷高技術公司的印度籍高管的推動,他們促進了與硅谷產業鏈對接的外包業務。這些積累使印度抓住了解決“千年蟲問題”這一機會,在世界崛起了。同樣,以色列高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離不開在硅谷風險投資界活躍著的猶太人。這種緊密的人脈關系,被《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的作者稱作為是“天然的聯系”。
中關村的發展歷史與以上三個地區一樣,也印證了《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中強調“一切鏈接的核心是人脈”。追溯中關村的發展史可以發現,中關村發展所需要的幾個核心要素資金、技術和創新的商業模式,都是“跟著人走,跟人而來”的?梢哉f,硅谷與中關村之間的人脈網絡是中關村承接硅谷輻射的本源,是吸納硅谷流向中關村的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理念等創新要素的流動渠道,更是將中關村與硅谷的高技術產業連接成命運共同體的橋梁。我們依然記得,在1979年的時候,陳春先從中關村出發,遠赴硅谷。他發現硅谷的技術和資本結合起來可以創造改變世界的大公司和產品,于是他最先將硅谷模式帶入中關村,拉開了中關村學習硅谷的序幕。
這些年,硅谷與中關村之間的人脈網絡作用為中關村帶來發展的現象更加鮮明。首先是風險投資的發展。目前,中關村集聚了270家風險投資機構,較為活躍的約有100多家,其中來自硅谷的最為典型,例如美國國際數據集團、太平洋優聯、華登國際、英特爾投資部等著名硅谷風險投資機構。其中,僅美國國際數據集團一家就投資了百度、搜狐、3721、中華學習網等上百家企業,并有30多家已具有一定規模。此外,頻繁往返于硅谷與中關村之間的人脈還為中關村帶來了一批在硅谷取得成功的華人風險投資者。一般來說,他們經歷了留學——創業——資本積累——風險投資的過程,通過發揮所擁有的國內外雙重資源的優勢,創立跨境的風險投資,例如賽伯樂公司的朱敏、北極星的鄧峰、漢能投資的陳宏、北極光的陳大同等人。這些來自硅谷的資金和天使投資人,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關村創業機制,帶動了中關村企業對新興產業的探索,為下一步中關村形成創新創業環境打下了良好基礎。
其次,跟隨者人脈而來的技術和商業模式,也在中關村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一方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硅谷大公司開始在中關村設立跨國運營總部和研發機構,使中關村成為國際產業接駁中國信息化發展的橋頭堡,帶來了新的兩地產業鏈接。IBM、升陽微系統、英特爾、甲骨文、Adobe等硅谷大公司不再采取尋找代理商的形式,而是直接進駐中關村。另一方面,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是硅谷互聯網產業誕生和走向繁榮的階段,在此背景下,由于硅谷與中關村人脈網絡的作用,中關村的互聯網產業也開始了自己的發展,并與硅谷的產業鏈有了更深層次的關聯與互動。例如,新浪的成立與發展貫穿著硅谷的風險投資模式;搜狐的建立深受雅虎商業模式的影響;百度無論從風格定位、主營業務還是商業模式上都充分借鑒Google的經驗,并獲得過Google等來自硅谷風險投資的資金支持;陳一舟、周云帆等人的創業過程也同樣受到硅谷互聯網商業模式和風險投資的影響。
如今,中關村要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中心,繼續借鑒硅谷的發展模式無疑仍然是最重要的。這種借鑒不是單純的“Copy”硅谷的發展形式,而是要與硅谷建立人脈。關于這一點,《硅谷與中關村人脈網絡》反復強調:只有當某一高新區跟硅谷有大量擁有核心創新資源的“空中飛人”高密度流動時,該地區才能最及時、最大限度承接硅谷的能量輻射,從而才能學習硅谷模式并取得成功。同時,《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進一步提出的“一定要順應產業轉移的趨勢,不能簡單重復硅谷三四十年來的模式,一直做跟隨性創新,否則就算規模超過了,價值鏈上也會受制于人”。這一富有超前思維的觀點,既為中關村幾十年的發展正確診脈,也符合中關村目前發展戰略的需求,也與本書的基本觀點“核心是建立人脈鏈接”緊密相扣。中關村以及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從整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是跟隨著發達國家和地區,通過模仿創新而發展。原創新雖然有,如王選教授的激光照排系,但并不多見。而今天,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已成為我國新世紀的國家戰略,強調通過原始創新發展高科技產業成為必然!豆韫戎嘘P村人脈網絡》一書鮮明地指出了中關村原始創新能力不足的種種表現。我認為,原始創新成功所要求的環境顯然與模仿創新不同,原始創新有更大的不確定性,要冒更大的風險。因此我們不僅要繼續深化體制改革,營造更加容忍失敗風險的制度氛圍,同時也需要有更多敢冒風險并且善于駕馭風險的人。在硅谷經過種種風險歷練的人,顯然是最受歡迎的人才。政府應采取種種措施,幫助企業與硅谷建立人脈。我們政府的這些支持行業,自然不在硅谷模式之中。正如《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書中所說:在發揮政府作用方面,硅谷應該學習中關村。
此外,《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這本書深入淺出,可讀性強,具有很強的時代感。本書作者立足于與硅谷企業家面對面進行深刻的訪談,追溯了一個個成功的創業者或成功的公司。這些看似千姿百態卻又殊途同歸的創業路徑,為心懷創業夢想的年輕人指明了前行方向:無論是普通的創業者、IT公司的程序員,都可以成為喬布斯。而這也是我們中關村及其他高新區非常需要的來自硅谷的創業啟迪。
感謝王德祿、趙慕蘭這樣的學者帶給我們這樣一本著作,既富含聯系客觀經濟現實與規律的戰略判斷,適合各高新區政策的制定者和高技術產業領域的管理者閱讀;同時本書因此,我很愿意與大家分享閱讀本書的感受,并推薦給大家閱讀,同時希望將來能有更多類似《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這樣的著作出現,影響更多對高新技術產業、高新區發展、創新創業感興趣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