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中國的互聯網帶來的一場新革命

革命還是演化？

——評凌志軍《中國的新革命：1980~2006，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

從崛起到革命

自鄭必堅提出中國的“和平崛起”以來，關于中國崛起的話 題不絕于耳。49年建國后，中國百廢待興，革命之后建立起來的紅色政權讓世界擔心其會不會威脅其他國家？會不會與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發生沖突？到改革開 放，才使得敵意的眼神逐漸柔和，最終熱情關注中國的改變。但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崛起讓世人側目，中國會堅守和平道路嗎？會威脅他國嗎？會與他國發生沖突 嗎？這是世界應對急劇變化的中國發出的新疑問。

但實際上，中國人本身并沒有仔細考慮過這些問題，仿佛那是水到渠成而無須多加思索的。當然也有人試圖解釋中國的這種變化，并且認為這種變化是翻天覆地的，乃至是一種新的革命。凌志軍在《中國的新革命》中就透露了這種看法。

改革三十年，對于處在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的中國企業而言， 確實是冷暖自知。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曾經輝煌的企業現已銷聲匿跡，曾經顯赫的盛名現已灰飛煙滅，而曾經默默無名的反而風頭正健，吳曉波在 最近的新書《激蕩三十年》中描繪了暗潮涌動的年代里中國企業的沉浮史。盡管凌志軍和吳曉波兩人都關注中國的企業，都試圖管中窺豹來解讀中國的變遷，甚至都 抓住了對歷史有影響的個人加以“濃描”，但吳曉波聚焦在企業沖出計劃經濟的舊體制的束縛邁向市場的艱難險阻，并指出中國的企業家和他們的企業極大改變了這 三十年的改革進程。毫無疑問，他們的確改變了中國的企業史和商業環境。而凌志軍雖然僅僅專注于科技企業的領域，但似乎并不滿足于停留在商業層面，而是認為 這是一場“新革命”：中關村發生的一切，極大改變了中國社會。

偉大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探討過技術創新與資本主義的關系， 在熊彼特看來，革命這樣的字眼或許不是創新所能承擔的，除非革命也是一種“創造性毀滅”。但從熊彼特對馬克思的解讀來看，革命是“毀滅有之，創造未足”。 因此恐怕“革命”也不是描述中國這近三十年風雨的最好詞匯。《連線》雜志喜歡鼓吹新技術會帶來革命，并且熱情謳歌網絡的偉大，但即使中關村有一連串響亮的 名字在回蕩，聯想、新浪、百度等，離真正的創新卻還非常遙遠。正如李開復所說的，缺乏一種創新的文化。

凌志軍自己也寫道：“（中關村）成功的關鍵不是技術創 新，而是商業敏感、組織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種關系、在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細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賠笑臉、恰到好處的拍馬屁。”這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的寫 照，盡管有劉志華、夏穎奇這樣的開明官員，但抵擋不住這一傳統本身的延展。所以凌志軍接下來寫到“很多事情，與技術創新沒有關系，與經濟學規律沒有關系， 與振興國產品牌也搭不上邊，它更多地是與我們國家傳統和制度中的某些東西有關，與人性之中某些陽關和陰暗的東西有關。”這也是凌志軍在《聯想風云》中早已 得出的結論。因此用新革命回應崛起，恐怕是個誤讀了。

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

當然凌志軍“納須彌于芥子”，將中國社會納于中關村里， 以一村看中國社會變遷，倒也有“一沙一世界”的意味。據稱凌志軍為寫此書耗費三年時間，采訪了三百多位中關村歷史上的關鍵人物。當然在這三年中，凌志軍以 微軟和聯想為素材陸續出版了《追隨智慧——中國人在微軟》、《成長比成功更重要》、《聯想風云》等，或許是這種對科技公司的關注，以及素材的積累，促成了 凌志軍寫作《中國的新革命》。這一路徑揭示出其從公司到區域再到整個中國的思維擴展過程，也的確使得《中國的新革命》得以“以中關村這個改革開放的實驗基 地為藍本，從中國企業成長的歷史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為切入點”，從而解讀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

凌志軍筆下首先涌出的是各種各樣的人物，在對這些人物刻 畫中，凌志軍很注重對比。如果在前一章中出現了蠻不講理的教條主義官僚，下一章就會出現不遺余力推動新思想的開明官員與之針鋒相對；如果出現了遍體鱗傷的 失敗者，就有聲名顯赫的成功者作為對照。在中關村這彈丸之地，夢想與失落，壯志與低徊，雄心與屈辱，全部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生動的歷史”。

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反倒不是那些科技公司，而是“新東 方”。在中關村出現“新東方”這家專業培訓英語的機構，恰恰可以折射出中關村乃至中國改革的諸多問題。首先是引進、接著是模仿、最后是基于本土的創新。中 關村的大部分企業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而“新東方”是年輕人操著蹩腳的英語卻夢想大洋彼岸的情況下，應運而生的。在一片科技企業的身影中，“新東方”無疑 是一個邊際創新。這個公司遇到的盜版問題困擾以及訴訟等，卻又與不少科技公司的問題驚人的相似。盡管凌志軍對新東方著墨不多，但我卻認為這個例子很好說明 了中關村發展的歷史。

與強調邊緣處創新和企業家能力的熊彼特不同，哈耶克則注 意到每一個人在自己的方向上前進，最終能使自發秩序得到擴展，而市場機制將在其中起到至關重要的力量。這一信念至今仍在激勵那些捍衛市場自由的人們。但奇 怪的是，盡管在凌志軍筆下盡管有千折百回的故事，有激動人心的時刻，卻沒有放寬視界對市場加以審視。實際上，凌志軍要描述的是1980-2006年間從中 關村體現出來的東西如何擴展到整個中國社會的。中關村被當作一個試驗區要搞成“中國硅谷”，但它的意義決不僅僅是發明了新技術和催生了新產品，更重要的是 它承載了試驗社會新思想和價值取向的重任。正如這本書的推薦語中提到：與其說中關村在技術上有什么貢獻，不如說中關村最大的貢獻，在于對舊體制的破壞和突 破，從而激起了中國人創造財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熱望。

但在中關村發生的一切對舊體制的突圍過程中，市場的作用 在書中并沒有得到凸現，而是個人的故事唱了主角。盡管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的思想也強調個人在自己的方向上前進，但哈耶克沒有忘記專業化的個人需要通過某種機 制連接起來，才能創造出一個更有效率也更偉大的制度，這就是市場。而市場制度并不是依靠幾個商業英雄和幾位開明官員就能建立起來的。

布羅代爾在解釋歐洲經濟發展史，曾經提到那些底層的市場 構成了歐洲交換下限的齒輪，齒輪之間環環相扣，逐漸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以及制度的演化。在中關村的那么多公司故事里，其中勾連的邏輯卻并不十分清晰，更像 是隨著時間推移而冒出來的，作者也沒有深入挖掘背后的那些關聯。盡管從技術升級的角度而言，從聯想到新浪到百度也可以看出技術側重點從微機到網絡到搜索的 變遷，但依然沒有明確的線索可以讓人從紛繁復雜的材料中找到一條清晰的路徑切入。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的路很漫長，也無法在邏輯上一蹴而就，將中關村變成推 動中國變革的象征。實際上，中關村出于技術變遷而推進的改革，盡管也影響新思想的傳播，動搖了舊的體制，但中國社會中大部分的情況卻不是技術變遷帶來的， 而是由于制度本身的變換引致的。

盡管《中國的新革命》講了很多生動的故事，但凌志軍依舊 停留在描述個人英雄史以及包公式的政府官員上，并且筆端過多流露個人感情，這使得本書的史料價值受到了主觀情緒的影響而有所減弱，也使得《中國的新革命》 一書未能充分揭示“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的演化之路，除了英雄和政府，還有許許多多個體的自發行為。除了高科技，甚至除了新東方，還有買大餅油條的，搞房 地產的，替人跑腿的等等，這些書本之外的人也是歷史的組成部分。

事實上，將整個中關村至于改革的宏觀環境下，不難發現中 關村或許是一個縮影，但影響中關村的還有很多因素沒有納入到凌志軍的視野。當然這或許也是因為凌志軍還未能從《成長》、《聯想風云》所遺留的故紙堆里探出 來，用布羅代爾或黃仁宇的歷史觀來武裝，而僅僅是拿出記者寫報告文學的筆調，是美中不足了。